【内容提要】 《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4)

　　1936年11月20日，在写给穆尔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写道：“很高兴接到你的信。我的工作进展得不坏。我不知道我是否写信告诉过你，当我来这里时我便开始用德文翻译和改写我向斯金纳和安姆布劳斯所口授的那个东西。大约两周前，当我通读我到那时为止所完成的部分时，我发现其全部，或近乎全部，都很令人厌烦，而且造作。因为有英语稿子摆在我面前，这约束了我的思维。因此，我决定另起炉灶，不让我的思想受任何它们之外的东西引导。——在头一两天我发觉这有些困难，但是此后事情便变得容易了。因此，我现在正在写一个新版本的稿子，我希望我的如下说法不错：它某种程度上说比前一稿好。”[1]283

　　这里所说的“新版本的稿子”当指MS 142。MS 142共有167页，其中的第1页至76页写于1936年11月初至12月初，其余部分写于1937年2至3月(同样是在挪威小屋完成)。内容基本相应于《哲学研究》印行本第一部分评论第1至189(第一段)。这个手稿名为《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其写作基础包括MSS 114、115、140、152、157a、157b和TS 213。

　　1936年12月底和1937年6至9月，先后在维也纳和剑桥，维特根斯坦以此稿为基础，差人打印出了题为《哲学研究》的TS 220。该打字稿由第i至iii页加上第2至137页构成，共139页。其中，第2至65页成于1936年12月底，第66页至137页成于1937年6月初至8月9日，第i至iii页完成于此后的某个时间。

　　1937年8月16日，维特根斯坦又回到挪威，在那里一直呆到12月上旬。年底在维也纳度假，1938年1月中旬回到剑桥，然后到都柏林呆了一段时间，3月中旬回到剑桥。由于奥地利合并到德国，维特根斯坦不愿做德国人，所以他申请英国籍，并同时申请剑桥大学的终身教职。教职申请很快便得到了批准，从秋季学期开始，维特根斯坦成为剑桥终身成员。

　　1937年秋至1938年秋，维特根斯坦写出了MSS 117(前一半)至120；1938年秋至1939年初，写出了MSS 121和162a。以MSS 117至119、121、162a和115为基础，1938年秋至1939年初，维特根斯坦打印出了TS 221。其起始页码为138，与TS 220页码相接。第138至204页来源为MS 117；第204至222页和243至255页来源为MS118；第222至243页来源于MS 119(第1至98页)；第256至266页来源为MS115(第59至71页，写于1934年)；第267至271页来源于MS 121(第54至63页)和162a(第1至9页)。1956年，TS 221之修改稿即TS 222收于《数学基础评论》(Bemerkungen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构成其第1部分)。

　　TSS 220和221一起构成了《哲学研究》“早期稿”(The Early Version)。(此名源于冯·赖特。)1938年8月，维特根斯坦为其打印出了前言，即TS 225。其初稿(片断)包含在MSS 117(相应部分写于1938年6至8月)、118、152(写于1936年)、159(写于1938年)之中。9月，他联系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能够在那里出版德英文对照版，书名为《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marks)。出版社方面批准了这个计划。接着，他便吩咐他的学生瑞斯开始对其进行翻译。1939年1月，瑞斯翻译出了116个评论(大致到TS 220之评论95)。包含这些评论的译稿构成了TS 226。维特根斯坦看到译稿后，非常失望，在1939年2月8日写给凯恩斯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写道：“的确，译文相当糟糕，不过，做这事的人是一个出色的人。只不过，他不是一个天生的翻译家，而且没有比口语化的(非技术性的)散文更难翻译的了[1]308。遂决定取消出版计划。

　　不过，这个译稿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并非没有用处。他当时已经决定申请穆尔退休后空出的教授席位。于是，他匆匆忙忙对译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将其和德文原稿一起提供给遴选委员之一凯恩斯，以便其参考。本来，他认为他的申请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努力(a lost cause)”，因为另一个申请者是韦兹德姆(John Wisdom)，而对他没有任何好感的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恰恰又是遴选委员之一。但是，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他当时在英国的名声如日中天，公认是数一数二的哲学天才。因此，1939年2月11日，他非常顺利地得到了这个席位。关于授予维特根斯坦教授席位一事，布洛德(C. D. Broad)说道(尽管从个人角度说来，他对维特根斯坦向来无好感)：“拒绝将这个席位给予维特根斯坦，就如同拒绝将一个物理学席位给予爱因斯坦一样[8]141。4月，其国籍申请也获得批准。

　　1938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向几个挑选出来的学生做了数次有关美学和宗教信仰的讲座。1966年，这些讲座的学生笔记整理出版，收录于《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讲演》(Lectures &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之中。(其中关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部分记录的是维特根斯坦和瑞斯之间于1942至1946年间所进行的数次谈话。)事实上这是有违维特根斯坦的意愿的。在讲座时，维特根斯坦告诉他的学生：“如果你们将这些即兴的评论记录下来，某一天某个人也许会将其作为我深思熟虑的意见发表出来。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现在是跟随着我的想法自由地谈话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更好的表达。”[1]308

　　1939年1月中旬至12月初，维特根斯坦开了一门有关数学基础的课程。1976年，学生的听课笔记出版，名为《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基础的讲演(1939年剑桥)》(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Cambridge 1939)。

　　1939年9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维特根斯坦不愿做旁观者，想找一个与战争有关的差事做。1941年10月，经由其朋友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弟弟约翰·赖尔(John Ryle)的帮助，他在伦敦的一家医院找到了药房门房的差事，后改做实验助手。在1941年9月29日写给其夫人的信中，关于维特根斯坦，约翰·赖尔描写道：“令我感兴趣的是：他虽然在三一学院做了那么多年教师，但是他不仅没有与那里的其他人同流合污，相反，却被那里的死气沉沉的氛围所征服。他对我说，‘我感到，如果我待在那里，那么我会慢慢地死去。我宁可尝试快些死去’。因此，他想在一所医院做某种卑微的工作——作为其战时的工作。如有必要，他将辞去他的教席。但是他不想让人谈论这件事。而且，他希望，这个工作是在一个受到闪电战袭击的地方。……我认为，他认识到，他的大脑与大多数人的大脑的工作方式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尝试任何需要智力的战时工作都将是愚蠢的。”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