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3)

　　1929年圣诞假期间，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在此期间，他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进行了多次会谈。维特根斯坦授权他们将会谈内容传达给维也纳学圈的其他成员。此后，直到1932年夏，只要情况允许，每逢假期，这样的会谈均定期进行。这些会谈的大部分内容均由魏斯曼记录下来，1967年以《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圈》(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为名出版。从1933年开始，维特根斯坦决定单独与石里克会面。在这年的夏天，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到意大利度假。期间，他向后者口述了一些笔记。

　　从1929年开始，魏斯曼便打算写一本书，来系统地解释《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这本书的书名定为《逻辑、语言、哲学》(Logik, Sprache, Philosophie)。通过与维特根斯坦的多次会谈和维特根斯坦向他提供的手稿和打字稿节选，魏斯曼也了解了他的一些新的思想，比如：感觉材料可以看成世界的结构元素、基本命题就是描述直接经验或现象的命题、物理对象是一种假设、意义在于证实等等。他也想将这些新思想包括在他的书中。1931年底，维特根斯坦开始明确地反对魏斯曼的这种设想。在11月写给石里克的信中，他写道：“我确信，魏斯曼将会以一种与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许多东西。”而且，“我那本书[《逻辑哲学论》]中的许许多多表述我现在已经不同意了。”②比如，其中关于基本命题和对象的讨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其中所包含的关于命题的分析应当由对于语法的“清晰的表现”来取代。总之，没有任何必要来写一本以新的形式重复旧的错误的书。因此，魏斯曼不得不改变他的计划，将他的书的内容限定为：系统地表述维特根斯坦的新思想。其基础是：维特根斯坦与他和石里克的谈话；维特根斯坦不断提供给他们的手稿和打字稿。维特根斯坦非常支持这个新的设想，甚至于一度想与魏斯曼合作写这本书：他提供原料和大致的结构，而魏斯曼则以系统的形式将其清楚而前后一贯地表述出来。但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这时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魏斯曼觉得很难实施这个计划。在1934年8月写给石里克的信中，他写道：“他具有这样的伟大天赋：总是好像第一次看到一个事物一样。但是，我认为，这恰恰证明，与其合作是多么的困难。因为他总是听从一时的灵感，而毁掉他以前所设计的内容。……你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结构被一点一点地毁掉，结果一切逐渐地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外表。因此，你近乎得到这样的感觉：思想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这点根本不重要，因为最后没有任何东西被留在原来的状态。”③

　　1936年初，魏斯曼在《认识》(Erkenntnis)杂志第6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同一性概念》的文章。维特根斯坦抱怨说，魏斯曼在文章中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其基本思想来源于他。虽然魏斯曼写信给维特根斯坦做了解释，并在接下来的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个正式声明，但是二者的关系从此决裂。因此，合作写书的计划当然也告终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写作情况。1930年8月MS 108第二部分完成。接着，维特根斯坦开始写作MS 109，至1932年5月23日，完成了MSS 109-113。5月27日开始写MS 114，至6月5日写完第一部分。暑假期间，维特根斯坦以MSS 109至114开始部分为基础，差人打印出了TS 211。TS 210是1930年暑假以MS 108第二部分为基础而打印出来的。1932年暑假，维特根斯坦将TSS 208、210、211的复本剪成大小不同的若干纸条，按章夹在一起，并将由此得到的若干章分成不同的部分，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形成TS 212。1933年暑假，以TS 212为基础，维特根斯坦差人打印出了TSS 213至218。TS 213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大打字稿”(Big Typescript)。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维特根斯坦对这个打字稿的第一部分做了大量修改和补充：先是在打字稿上，然后是在不同的手稿中[MSS 114(第二部分)、115(第一部分)、140]。1969年出版的《哲学语法》(Philosophische Grammatik)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以包含于MSS 114、115、140中的修改稿为基础编选而成，但是去掉了大打字稿中约四章非常重要的内容(“期待、希望等等”、“哲学”、“现象学”、“唯心主义等等”)。该稿的未经修改的第二部分则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两部分中间作为附录插入了TS 214。

　　1930年至1935年间，维特根斯坦定期为学生开课。其讲课内容后来整理出版：《维特根斯坦1930-1932年剑桥讲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s，Cambridge 1930-33)(1980年)，《维特根斯坦1932-1935年剑桥讲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Cambridge 1932-35)(1979年)，“维特根斯坦1930-1933年讲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s in 1930-33)[载于《心灵》(Mind)第63-64卷(1954-1955年)]。

　　在1933-1934年，维特根斯坦用英语向他的几个学生口授了一个笔记，被称为《蓝皮书》(TS309)。维特根斯坦让人制作了一些复本，以便其学生和朋友传阅。在1934至1935学年，维特根斯坦用英语向他的朋友和学生斯金纳(Francis Skinner)和安姆布劳斯(Alice Ambrose)口授了另外一个笔记，被称为《棕皮书》(TS 310)。维特根斯坦只让人制作了三个打字复本，本想用其作为自己进一步写作的基础。但是，这个笔记很快便有违其意愿地在人们之间流传开来。1958年，这两个笔记以《蓝棕皮书》(The Blue and Brown Books)为名出版。

　　1935年9月7-29日，维特根斯坦到俄罗斯旅行。他做这次旅行的目的本来是要在那里的集体农庄找一份工作，因为一方面他在剑桥的聘期还有一个学年就到期了，另一方面他接下来不想继续从事哲学研究了。1935年7月31日，在写给石里克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写道：“9月初我要到俄罗斯旅行，而且将或者在那里待下去，或者大约两周后回到英国。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将在英国做什么，这点还完全不确定，但是我很可能不会继续做哲学了。”

　　俄罗斯方面认为，维特根斯坦还是适合于做哲学，因而向他提供了卡山(Kazan)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教职。这恰恰与他的本意相悖。所以，他只在那里呆了两周。

　　回到英国后，在接下来的学期，他的讲课内容集中于感觉材料和私人经验方面。他为讲课而准备的笔记(MSS 148、149、151、181)内容主要是用英语写的。1968年，MSS 148、149、151发表于《哲学评论》上，名称为“关于‘私人经验’和‘感觉材料’的讲课笔记”(Notes for the Lectures on “Private Experience”and“Sense Data”)。

　　在这一学年，维特根斯坦曾经想过在剑桥的聘期结束后改行学医。但是，1936年6月，在学年即将结束时，他基本上打消了这一念头，转而决定到挪威写书。8月中旬，他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春)他在挪威斯科约尔登(Skjolden)湖边所建的小木屋，马上便开始了紧张的哲学写作。首先，他在MS 115上(自118页开始)翻译和改写《棕皮书》，题名为《哲学研究——一次改写尝试》(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Versuch einer Umarbeitung)。但是，两个月后，他对这种写作方式感到厌烦了。在笔记中，他写道：“从118页开始到此为止的整个‘改写尝试’没有任何价值。”[6]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