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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之(2)

2014-02-22 02:38
赫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您是否研究了东方，即印度和中国哲学？
海德格尔：几乎没有。译事上的语言困难是不可逾越的。就希腊语而言，我已知这类困难之巨；只有从年轻之际就开始学习才能完全进入这种语言之中。对于中国和日本世界，我简直无法了解。《存在与时间》已译为日文，但它是“如何”被翻译的我却不能加以判断。由于我们的逻辑-语法概念系统，有许多词汇我们无法确切地把握。例如，当我读到卫理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时，我看到，他是完全依据康德哲学框架来进行翻译的。(13)
学习某种陌生的外语最好从年轻之际就开始，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经验事实，然而，这并非海德格尔最终所想表达的意思。在重复东亚语言无法掌握这一看似寻常的说法之际，他列举出一个非经验性的原因，即，西方语言的逻辑-语法概念系统是罪魁祸首。毋庸置疑，海德格尔能够阅读卫理贤翻译的《道德经》和《庄子》(14)，他认为卫理贤不恰当地把康德哲学读进了老子的诗句之中。在下面一段话中，海德格尔在提及老子被解释为康德哲学的拥戴者时，很可能就是在批评卫理贤：
西方思想的逻各斯性质要求，如果我们竟然敢于触及那些古老的世界，我们必须首先自问是否能够听到在那里被思想的东西。由于欧洲思想正在威胁着变成全球化(planetarisch)，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即，当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人通常只能通过我们的欧洲思维方式来向我们传达其经验到的东西。于是，在他们那里和我们这里，一切都被搅成了一团糊涂，人们再也不能够分辨古代印度人是否就是英国经验主义者，老子是否就是康德(15)。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这段话出自海德格尔于1957年发表的“思想的原则”演讲系列。显然，欧洲人无法掌握东亚语言并非仅仅出于事实层面的原因，而是由于西方逻辑概念系统的桎梏。西方的二元形而上学体系使得欧洲人不能够倾听到古代印度、中国和日本传统之所思。应当注意的是，对东西方语言障碍的意识本身也源自西方思想。“自问是否能够听到在那里所被思想的东西”，是西方思想的逻各斯性质所提出的要求。语言障碍以及对语言障碍的意识本身都来自西方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中包含着二元形而上学体系。
另外，并不仅仅是卫理贤等西方汉学家把老子当作康德，当代亚洲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面临欧洲思想全球化扩张，亚洲学者的经验与思维方式处于其浓厚影响之下，因而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描述不再是纯粹与本真的。欧洲思维框架的控制导致人们把亚洲与欧洲思想随意地相互等同或同化，以至于古代印度思想家被描述成英国经验主义者，而老子则被描述成康德。所有这一切混乱都是由于欧洲思想的全球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海德格尔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称：
存在作为在场，即作为可被计算的持存物，以一种同一的方式支配着地球上所有的居民，而欧洲以外的居民对此并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知道如此被规定着的存在的起源。(16)
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存在作为在场与欧洲语言所具有的形而上学表象方式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欧洲以外的居民亦处于这样被规定着的存在的全球化扩张以内，尽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是缺乏知道其起源的意愿或能力。我们可以说，并不仅仅是欧洲人无法了解亚洲思想，在全球化的欧洲思维方式的操纵之下，亚洲人自己亦被隔绝于自身传统之外。
如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在与赫克谈话中所说的，“《存在与时间》已译为日文，但它是‘如何’被翻译的我却不能加以判断”。根据海德格尔的毕生知己H·W·佩采特(Heinrich Wiegand Petzet)的记载，在他晚年与一位德国学者的谈话中，海德格尔表示怀疑“他的日本朋友从他的哲学中弄出了些什么东西”，并且说，他“难以盲目地相信在一种极度不同的语言中所表达的思想竟会是一样的”(17)。这些言论暗示了涉及另外一方面的相对主义思想，即，由于语言差异的阻碍，一方面，欧洲人无法了解亚洲思想，另一方面，亚洲人(在此特指日本学者)亦无能确切地了解欧洲思想。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倾向，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剖析，就可以看到，他关于日本人对其著作的翻译和诠释的这些言论所反映的思想比相对主义更进一步，即，由于欧洲二元论形而上学模式的影响，日本学者未能体会到《存在与时间》中所道说的关于存在的新天地，海德格尔自认为这种新天地也许最终有助于开启语言障碍问题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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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语言的逻各斯性质所决定的欧洲思维方式已变为全球化，由于欧洲人和亚洲人均被隔绝于古代亚洲思想之外，海德格尔在致夏威夷会议组织者的信中把这种形势描述为“岌岌可危”。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路径是首先探究希腊思想家的开启式思想(anfngliches Denken)及其语言，正如海德格尔在写于1953年的《科学与沉思》一文中所说：“与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进行对话永远是我们与东亚世界不可避免的对话的前提条件”(18)。与亚洲语言进行对话，首先要与希腊思想家对话。这是因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源头是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所开创的第一启始(der erste Anfang)，在第一启始被开创的同时，后世思想家回溯第一启始的可能性也得以生成。海德格尔多次表示，只有通过西方传统的更新才可能产生思想的新启始(19)。在《同一原则》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
我们的西方语言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语言。西方语言是否在其本质上刻有形而上学的印迹，因而永远带着本体论-神学-逻辑学的标志，或者说这些语言是否提供了道说的其他可能性——这同时意味着某种说之中的不说(sagenden Nichsagens)，这些问题永远值得追问。(20)
尽管对西方语言时有针砭，海德格尔总是坚信，唯有通过这些语言才能获得本真道说之可能性。没有在第一启始之中已然被说、未曾被说，以及将要被说的东西，思想的另一启始(der Andere Anfang)不会成为可能。
在反对现在被称为东方主义的、从欧洲人的兴趣和品味出发来抉择东方传统中的因素，并根据欧洲概念系统对其进行表述的做法之际，海德格尔似乎认为存在着未被西方二元形而上学玷污的纯粹古代亚洲传统。在1955年2月16日致赫克的信中，他说：“佛教与中国、日本思想需要一种摆脱了18、19世纪形象的完全不同的诠释，就我对古典哲学的关切而言，这一点不需要进一步的阐明。然而，我缺乏掌握这两者[指佛教与中国、日本思想]的前提条件。”(21)问题在于：如何衡量海德格尔类似于反东方主义的立场？海德格尔与一般的反东方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对于一般的反东方主义者而言，从欧洲的局限视角出发来考察东方世界，这体现的是殖民者意识；然而，如果有了恰当的后见之明，人们有可能、亦必须克服殖民者意识，从而真正从他者文化本身出发来了解他者。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对待亚洲传统的东方主义态度并不出自偶然，而是来源于存在史的世界-历史性展开。并且，由于形而上学思想已发展为全球化，不只是欧洲人，亚洲人也同样受制于现在被称为东方主义的对待自身传统的褊狭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