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之(4)
2014-02-22 02:38
导读：霍赫提供了长达46页的详细 调查报告 ，令人惊异的是，海德格尔在其著述或演讲中却从未提及这桩梵文之缘。在1966年至1967年与E·芬克(Eugen Fink)共同举办的
霍赫提供了长达46页的详细
调查报告，令人惊异的是，海德格尔在其著述或演讲中却从未提及这桩梵文之缘。在1966年至1967年与E·芬克(Eugen Fink)共同举办的关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研讨课上，在论及残篇26中关于睡眠的性质之际，海德格尔说，“对于印度人来说，睡眠状态是最高等的生活”(40)。这句话很有可能来自他从伯斯和霍赫那里所获得的印度文化知识。霍赫询问梵文词语的报告中就有一些关于深度睡眠的讨论(41)。
在数次与伯斯的谈话中，海德格尔强调他的哲学与东方思想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在他们1963年4月24日至5月4日在意大利西西里陶尔米那(Taormina)度假之际，有一次，当海德格尔论及存在与此在时，伯斯谈到印度人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他说：“印度思想并不认为澄明需要一位守护者。澄明是自在自为的。”(42)伯斯正确地看到，在印度思想中，人类的地位并不如海德格尔所赋予的那样崇高，即人是存在的守护者。海德格尔同意道：“与此相反，于我而言，重要的是人就是人(Mensch)。于印度思想而言，问题则在于‘对人性的弃绝’，这意味着此在自我转化为[存在的]纯粹光耀。”(43)
此处，海德格尔的言辞恰中鹄的。西方和东方思想传统赋予人类的角色确实是极为不同。海德格尔接着又解释他自己的思想。之后，伯斯问道，与不需要一位澄明的守护者的印度思想相比，他自己的思想到底在哪些方面更为恰当。海德格尔答道：
我的观点更为恰当，这是因为我从此在出发，从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出发，从可以被直接经验到的事物出发。因而，我不需要对澄明做任何断言。总而言之，刚才所说的印度观点不可能被纳入我的思想之中。(44)
尽管海德格尔有兴趣知道梵文中对应于存在、存在者和揭蔽等术语的词语，他清楚地看到他的哲学与印度思想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并坚决认为他自己的观点更为恰当。对于一位坚持认为海德格尔与中国的“道”具有特殊缘分的学者来说，海德格尔关于印度观点不可能被纳入其思想之中的言论并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至少并不对关于他的道缘说构成反证。然而，与印度思想相似，中国道家思想也不赞成给予人类以最高的地位，不赞成在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划一道深渊式的鸿沟。因此，海德格尔关于印度观点不可能被纳入其思想之中的言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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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于海德格尔所称，伯斯说，对于印度思想而言，不仅人性存在的本质，而且所有存在者的本质，都无中介地从属于澄明本身。海德格尔以是否拥有语言为标准，重申了人类与其他存在者之间本质性的区别。他解释道，澄明(hellen)的发生在其起源上即是震动(hallen)、声响，其他所有的存在者都不能发出这种奠基式的声响。海德格尔以一个反问句结束他的话：“我的观点与印度关于终极真理的思想有何种区别，这在我的核心语句中得到最好体现：‘语言是存在之家’”(45)。海德格尔对语言核心地位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强调人类独特地位的推论，亚洲大多数思想传统都不支持这种观点。如E·魏恩玛尔(Elmar Weinmayr)指出，在日本思想中，语言被视为其他实践活动中的一种，他把这种观点称为地点中心主义(locozentrismus)的语言观；与此相反，欧洲的语言观是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zentrismus)，根据这种观点，语言区别于其他实践活动，是“真理的唯一场所”(46)。
三、日文中有“艺术”一词吗？
除了“关于语言的对话”之外，海德格尔另外一次探问日文词语的主要事件是1958年5月18日在弗莱堡与日本学者久松真一共同主持的“艺术与思想”论坛。久松真一(1889—1980)是有名的禅宗信奉者和大学教授。从1957到1958年间，他在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做了若干演讲，其中一次在哈佛大学与铃木大佐(Suzuki Daisetz Teitaro)共同举行。在他逗留欧洲之际，他会见了P·蒂利希(Paul Tillich)、M·布伯(Martin Buber)、G·马塞尔(Gabriel Marcel)、P·布尔特曼(Paul Bultmann)和C·G·荣格(Carl G. Jung)等著名学者。1958年5月11日，久松在维也纳与海德格尔相会，后者当时在那里做《诗与思》的演讲。当一周之后他们在弗莱堡重逢时，主持了所说的那次论坛。论坛的内容迄今少为人知，通过对它的探究，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待亚洲语言态度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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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的其他参加者包括：H·龚德尔特(Hermann Gundert)，M·穆勒(Max Müller)，S·布洛斯(Siegfried Br-se)(这三位来自弗莱堡大学)，E·维埃塔(Egon Vietta)[来自达姆斯达特(Darmstadt)大学]，艺术家A·L·科布利(Alfred L. Copley)，还有一位只在记录上被称为Y的学者。《日本与海德格尔》这部文集中收有这次论坛的记录(47)。此外，科布利编辑了一本三种语言(德文、英文和日文)的记录，题为《倾听海德格尔与久松》(48)，其中收入了科布利本人的一些禅意艺术作品。
在论坛开始，海德格尔说：“我们有意从我们的欧洲立场出发，尝试把握艺术的某些本质特征(Wesenszüge)”(49)。他认为，艺术在当今时代是否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此情况下，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称为东亚艺术的，如何理解它自身？”我们可以从以下讨论看出，海德格尔所关心的是古代(至少是现代之前)未受到西方影响的亚洲艺术。海德格尔进一步深化他的问题：“具体而言，在注意到东亚世界内部巨大的多样性的同时，我们应当追问，是否有可能在我们所使用的词语意义(Sinn)上来谈论艺术和艺术作品。在日本，你们是否有一个表示艺术的名称？”(50)海德格尔的话实际上为置疑源起于西方的“艺术”和“艺术作品”等术语是否可以被正当地运用于东亚艺术提供了一个楔子，从这一点出发，讨论者完全可以关注如何发掘有别于西方移植物的东亚原生性艺术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是海德格尔所希望讨论的问题，他很快就把针对艺术或艺术作品概念本身的问题撇下，把它们当作是不可置疑的概念，由此很快转移到日本语言中是否有相应于西方的“艺术”的词语这个问题上。
龚德尔特显然不赞同海德格尔的问询进路。他建议从相反的方向来考虑有关问题，即不是把西方的艺术和艺术作品视为问题的开端，而是考虑西方当作艺术的客体和现象是否能够被东亚人所接受。龚德尔特补充说，这在日本是一个常有争议的问题。对于这个与欧洲中心主义拉开距离的建议，海德格尔答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根本上置疑艺术这个概念，而在这里，我们仅限于那些初步的问题(ein vorlufiges)：日文中是否有一个我们称为艺术的词语？”(51)海德格尔的言论与他在《关于语言的对话》中的问询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