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之(3)
2014-02-22 02:38
导读：海德格尔有时暗示，总有一天(这既是经验意义、也是本体论层面上的时间)东方思想能够真实地被揭示给西方学者。例如，在上述的1952年与赫克的交谈中，
海德格尔有时暗示，总有一天(这既是经验意义、也是本体论层面上的时间)东方思想能够真实地被揭示给西方学者。例如，在上述的1952年与赫克的交谈中，有另外一则对答：
赫克：我们肯定能够在东方哲学中找到重要的因素。
海德格尔：当然，但我们只能从我们的西方思想内部出发来探讨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的哲学应当变得可加以置疑。西方与东方的相遇，我估计(需要)300年。(22)
在坚持真正的转化必须从西方思想内部进行的同时，海德格尔似乎为东方思想能够真正被理解、东西方能够达致真切的对话提供了一个非海德格尔式的平俗的时限估量。然而，根据他的三重时间性结构，即将到来的永远是还未到来的，正如一位思想家永远是在路上。与此相似，由于西方传统何时完成转化我们不得而知，欧洲人何时能够不再阻隔于东方思想之外我们亦不得而知。如此看来，海德格尔关于某种未被西方思想的逻各斯性质玷污的纯粹古代亚洲传统的预设，未免落于空洞、虚幻。不过，尽管海德格尔对亚洲语言的这些总体上的思索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他确实对亚洲思想和语言的一些具体侧面进行过探问。
二、与梵文之缘
关于海德格尔与印度传统的比较研究已经有不少著作和论文问世，然而，在他本人已出版的著述之中，触及印度思想的次数却寥寥可数。有一次(1952年)，他提到了印度哲学，然而其目的只是指出，它不是真正的哲学(23)。另外一次(1957年)，他谈及古代印度思想家被描述成英国经验主义者的情况(24)。在对荷尔德林
诗歌的阐解中，他使用了“亚洲的深处”、“印度人”，以及“印度及希腊人的河流”等语(25)。印度裔现象学家J·L·墨塔(Jarava Lal Mehta)认为，海德格尔的前一辈哲学家常以新康德主义来解释印度思想，而他本人则对新康德主义持批评态度，并且，梵文属于印欧语系，因而同样也包含着易于导向形而上学思维的主客体架构，这些大概是海德格尔几乎从未提及印度传统的原因(26)。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在50年代以后，由于与瑞士精神病专家M·伯斯的交往，海德格尔开始接触到印度哲学，并对梵文产生了一定兴趣。他与伯斯的友谊始于1947年，仍处于被盟军调查的困难时期。直至去世之际，海德格尔总共给伯斯写过256封信，寄过50张贺卡。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海德格尔应伯斯之邀，定期给50到70人一班的精神病专家和学生讲课。伯斯整理了他手写的讲稿和书信，并记录了其讲课内容以及他与海德格尔的交谈，在1987年出版了《泽利根研讨会：莫达德·伯斯所编撰的讲义、谈话及信件》一书(27)。伯斯运用海德格尔哲学来构建其医学和精神病学理论，他称自己的理论为“此在分析学”(Daseinsanalytik)，以区别于精神分析学。伯斯对印度思想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两度远赴印度，并就学于克什米尔的一位智者(28)。他关于梦的理论明显地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
在1959年11月9日致伯斯的信中，海德格尔说：“(我们)关于印度的谈话使我看到，我的努力不是完全孤立的。”(29)在另外一封日期为1960年3月7日的信中，海德格尔请伯斯询问梵文中对应于“本体论区分”，即，他解释的所谓，“存在(Sein)”和“存在者(Seiendes)”，以及“揭蔽(Unverborgenheit)”和“忘却(Vergessenheit)”的词语。3月12日，伯斯与当时正在印度工作的同事并是他从前的学生E·M·霍赫(Erna M.Hoch)联系。在这封信中，伯斯提到，几星期前他曾致信给拉克瑙(Lucknow)大学的梵文专家和哲学家K·Ch·潘迪(Kanti Chandra Pandey)教授询问这些词语，但却没有收到答复。霍赫以前见过这位教授，因此伯斯请霍赫拜访潘迪，进行面对面的问询。从这几封信的日期来看，海德格尔在3月7日之前即提出关于梵文的这些问题，而3月7日的那封信可能是向伯斯提醒此事。
霍赫自1956年至1988年在印度各地以精神病专家、精神疗法医师和普通大夫等不同的身份行医。她试图把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西方精神病观念与印度传统中的思想因素相互融合。而潘迪教授是克什米尔湿婆教(Shaivism)的信奉者，除了对10至11世纪的新护(Abhīnavagupta)的研究以外，潘迪出版过一部关于西方
美学的著作(30)。
霍赫第一次披露此事是在1983年10月庆贺伯斯80岁诞辰时宣读的一篇德文文章。这篇文章以她1960年在履行这项特殊使命时用打字机打出的英文笔记为基础，后来1985年发表在《此在分析》杂志上(31)。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收录于霍赫的著作《资料与资源：一位西方精神病学家在古代印度经典中对意义的寻求》之中，题为《东西方之间的信使》(32)。在给霍赫的信中，伯斯写道：
这些天，当海德格尔来看我时，他对印度思想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他尤其遗憾对梵文一无所知。他让我帮他询问一些(他的)基本术语和概念在梵文中可能有的对应之词，最起码，他想知道在梵文中，存在与存在者是否可以被区分开。(33)
因为伯斯亦通梵文，于是就海德格尔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并请霍赫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从梵文的字根上来寻求这些词语的涵义(34)。霍赫在1960年3月20日拜访了潘迪，并向伯斯做了汇报。伯斯于4月10日的回信中列举了一长串针对霍赫的汇报所提出的细微问题。于是霍赫于5月15日二度造访潘迪。根据霍赫的记录，梵文中有两种关于个体存在的词根：一是√as，它表示存在的基本事实，从中可以引申出sat，sattā等现在时态的词语。另外一个是√bhū，它表示变更、转化和发展，从中可以引申出bhāvana等过去时或将来时的动词。sattā中的后缀tā意为“能力、力量、可能性”，一般与名词和形容词结合而构成抽象名词。sattā是名词，意为“存在的可能性或力量，成为一切的能力”(35)。梵文中指涉最高等存在的词语是Mahāsattā(前缀mahā意为“巨大的、宏大的”)，其字面意义是“存在的绝对可能性”，它是无限的、无所拘束的、不变的。在这些语言学知识基础之上，霍赫得出结论：梵文确实表达了海德格尔称为“本体论区分”的概念(36)。相应于“遮蔽”和“揭蔽”的词语分别是āvrtatva和anāvrtatva，其词根ur和var意为原初的状态。霍赫认为，印度哲学对“遮蔽”和“揭蔽”这两个概念有所认识，但难以建立起与海德格尔思想的明确呼应关系(37)。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1960年5月22日致霍赫的信中，伯斯告诉她海德格尔对印度的存在和真理观“印象很深”(38)。除了这句话之外，没有再多的关于这位哲人对此事的反应。在这封信的其余部分，伯斯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霍赫的调查表明了印度思想与海德格尔哲学之间“决定性的区别”，其区别在于“关于存在‘事件’中人的角色的根本不同的观点”(39)。此处我们暂且不做讨论，稍后再回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