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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迄今为止，人们往往把《巴黎手稿(8)

2014-03-14 01:00

　　与此问题相关，如果以人本主义色彩的减少作为马克思思想成熟标志的话，那么《穆勒评注》显然要比《第一手稿》的人本主义色彩更少。对这一判断，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做出论证，因篇幅所限，这里我只想将异化劳动片段和《穆勒评注》中的两段话作一个简单的对比，让读者来亲自感受一下两者的区别。在异化劳动片段，马克思在定义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论述：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MEGA②Ⅰ-2, S. 366. 《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269-70页）

　　这完全是一种对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这段文字所描绘的雇佣工人的非人状态足以使读者在生理上产生愤怒的情感。而《穆勒评注》则显然要比异化劳动缺少这种色彩，以前面引用过的一段话为例：“不论是生产本身内部的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相互交换，都相当于类的活动和类的享受——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存在，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共同本质、社会本质”。在阅读这段话时，读者除了佩服马克思的分析深刻而又独到以外，恐怕很难像阅读“异化劳动”片断时那样，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产生共鸣，在生理上产生愤怒的情感。当然，我在这里所罗列的是两个极端的事例，由于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都是异化，自然都包含着人道主义要素，二者的人道主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实际上更需要注意的是二者在分析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异化劳动研究的是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状态，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异化逻辑的应用；而《穆勒评注》研究的是复数的私有者在市民社会中的状态，虽然它也包括了对交往关系异化的批判和揭露，但更主要的是对市民社会冷静的科学分析，其基本方法已经很接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年-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货币章”和《资本论》“商品章”。

　　也许是画蛇添足，这里还想指出，并非是对资本主义非人状态的批判越猛烈、越激进就说明马克思的思想越成熟，“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第一手稿》，这些早期文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激进、不猛烈，但是光靠无产阶级的阶级义愤和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并不能建立科学的逻辑，科学的逻辑还必须建立在用国民经济学的知识冷静地解剖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从孤立人的异化劳动转向对交往异化社会关系的分析是一种理论进步，或者借用广松的说法“从异化论转向物象化论”是一种理论飞跃的原因。

　　但是，现在我国流行的却是《穆勒评注》在前《第一手稿》在后的解读方式。我不知道这一解读方式是不是受到了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排列顺序，即《穆勒评注》在前《手稿》在后的影响，或者是受到了前苏联早期马克思专家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一书的影响，因为该书是按照《经济学笔记》→《手稿》的顺序来解读《巴黎手稿》的（15）。当然，这些只是猜测，对于我们研究这种解读方式的原因，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具有实际意义的，恐怕是与支持这一解读方式的一个背景，即学界夸大了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无关系。尽管提出这一说法也许会让人颇感突兀和意外，但我以为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绝对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因为，大多数主张《穆勒评注》在前《第一手稿》在后的论者都把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尤其是《穆勒评注》看做是受赫斯《论货币的本质》影响的作品，而《论货币的本质》又与马克思《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因此如果把《穆勒评注》降低到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的水平就等于把《穆勒评注》定位于《德法年鉴》也即《手稿》之前的作品，这样一来，主张《第一手稿》比《穆勒评注》成熟，异化劳动高于交往异化也就顺理成章了。但问题是《论货币的本质》和《穆勒评注》真的是同一水平的作品吗？

　　2. 赫斯与马克思孰高孰低？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我们知道，赫斯和马克思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为止一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在早期马克思的研究史上关于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一争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究竟是谁首先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应用到经济领域？或者说，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ber das Geldwesen）与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究竟是谁先影响了谁？在1843至1844年之间，赫斯曾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发表了三篇匿名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并为《德法年鉴》撰写了《论货币的本质》。其中《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德法年鉴》中的“论犹太人问题”不仅在内容上颇为相似，而且在时间上也几乎是同时完成。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提出正像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外化给上帝一样，生产者将自己的类本质外化于不属于自己的货币之中，货币是市民社会中真正的神。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也提出了“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4]（P194）的命题，展开了与赫斯类似的货币异化论。从时间上看，“论犹太人问题”最迟完成于1843年12月，而《论货币的本质》原本也是要在《德法年鉴》上刊登的，可能是因为交稿太迟，结果没能赶上1845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麦克莱伦曾认为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抄录”[5]（PP. 163-164）了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但从时间上来说，他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马克思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前不可能看到赫斯《论货币的本质》的手稿。我国学者侯才教授曾认为，两篇论文之所以惊人地相似，可能是因为“马克思和赫斯在写作他们的文章前，曾广泛地就有关题目进行过讨论和交换过意见”（16）。我基本上赞成侯才教授的意见，两者至少可以说是同时完成的，两部作品很难说谁主导了谁。

　　第二，《论货币的本质》对马克思后来的《巴黎手稿》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对此，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譬如科尔纽和广松涉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中广松甚至认为马克思在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赫斯的“压倒性影响”（17）。侯才教授也对此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是同时又指出，“这种启示和影响也不能过高地被估价。……和赫斯比较，马克思或者将有的问题的论述推进了，或者在有的问题上纠正了赫斯的片面性，或者在有的问题上引出了与赫斯完全不同的结论。”[6]（P177）。我赞成侯才教授的意见，不应该过高地评价《论货币的本质》，应该看到马克思《巴黎手稿》与《论货币的本质》的根本区别。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穆勒评注》的区别有很多，从本文的问题意识出发，我认为赫斯与马克思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