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2)

　　1987年开始，丛书编辑委员会以《人文研究丛书》为名，在其他出版社开始同时推出部分翻译介绍性和极少的著述性书籍，例如，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丛书副主编刘小枫所写的《拯救与逍遥》。由于这些翻译书籍的出版，甘阳、刘小枫等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以丛书编辑委员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文化丛书派”。　　

　　由于这些书籍的出版，同时出于对于文化问题、人的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充分显现出“三角张力”在思想上的领地区分，“文化热”（又称“文化研究热”）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风行。

　　从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到人的再探究，再到人的再实现，“启蒙”是人文探求所处的三角张力中的一个关键词。同“五四”的启蒙一样，这一次的启蒙仍然以人的发现作为主题，只是同时包容着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西化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活跃起来，成为时代与思想的先锋。

　　正如前文所提，中国的知识分子兼顾学术与良心，所以他们在人文寻求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精神”。西方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儒学成为国学以来形成的传统使他们认为“入世”才是治学兴国之道。因此才有了近代的文人论政，而政治家办报又带有强烈的唤起民众的意味。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启蒙，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启蒙。

　　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⑹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互相欣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担忧传统，也逐渐由内心的愤懑转而得以体制内的呈现。在国家承认的范围内，知识分子得以“入世”。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时机与时代特性，一直以事实报道自居的媒介话语，终于可以在范式上有了改变——媒介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还要有事件发生的原因，乃至意义。这种入世，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间思想向上层体制思想的渗入，这一类自下而上的启蒙到了媒介这一环节，却又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普通公众的思维方式。

　　1985年左右，报纸上出现深度报道。开风气之先并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的是《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至6月，我国北方的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全国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100万公顷国土成为焦土，85万立方米存材化为灰烬，令5万于军民围剿25个昼夜。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中国青年报》连续用了3篇报道进行分析，在第一篇《红色的警告》中通过《关于火种的故事》、《烧不散的会议》、《在大火映衬之下》等几个部分进行深刻分析，即大兴安岭“一仆三主”，防火设施落后，道路不通，各单位互相推卸责任，负责人缺乏责任感，玩忽职守等。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原因，抢火时官僚主义盛行等。由此，深度报道于1987年后愈加兴盛。深度报道似乎更多地表现出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公众的第三方的责任，是知识分子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但是，承认并承担这份责任，是知识分子努力探出的寻求民主政治的勇敢而坚定的一步。其在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地位开始真正显现：公众从被动接受信息开始有了发问的欲望。

　　电子媒介方面：电视在经历了风光片、知识片之后，深度片开始走红，纵横古今中外，如：以启发思考为特点的《让历史告诉未来》。⑺广播也不甘示弱，1986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借鉴香港电台的直播模式，拿出了一个频率创办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珠江台每天的节目分成8个板块，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个板块的内容都是综合的，有新闻、专题、文艺、谈话等多种内容组合而成，话题很短，语言亲切，信息量大，一天新闻滚动播出十几次。珠江台刚开播4个月，广东台的收听率从原来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⑻

　　作为个案，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的创刊理念清晰地体现着当时传媒人的思想风格，关振东、左方等人提出“办一张生动活泼的版面”，“大雅大俗”，雅字当头。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去升华俗的题材以避免庸俗，将雅的题材用知识分子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他们坚称，“启蒙是报纸的灵魂”，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⑼

　　1980年代，思想的相对自由使得知识分子们有足够的空间去伸展自己的各种学说，并且借助媒介话语的力量展现在社会舞台上。这一时期媒介话语所富有的多元艺术表现形式，在启蒙与人文探寻的指向下显得光彩夺目。虽然仅仅是启蒙二字就花去了十年的时间，但是，这种缓慢而有成效的复兴对于经历过深深创伤的中国社会，确是迈出了艰辛而使人振奋的第一步。

　　三

　　八九事件使人文寻求论域进入停滞期，此后的两三年内，这种间歇为思潮的参与者提供反思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开始得到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与现实促使社会思潮更多地转向实践性和经验性，其注意力从个人的内在世界转向外部环境，从思想价值体系转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

　　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种新论述，前者意味着国家不允许社会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和它互动，后者意味着国家把它的新合法性来源极大程度地寄托在经济发展上。⑽这实际上是为此后的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隐喻的范式，一个体制的框架。

　　1993年在央视1套的深夜播出的电视剧《过把瘾》（根据王朔小说改编），收视率超过了当时黄金档的电视剧。但央视后来只是“应观众要求”在2套的21：00左右重播，始终没有让它进入1套的黄金档。而王朔等人策划的电视剧《渴望》（1990年）就可以在黄金档播出。原因在于，黄金时间的电视剧仍然是传统的“寓教于乐”观念占主导。《渴望》符合这一观念，《过把瘾》则不能体现。这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媒介上的直接反映。

　　1993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读书》发表一篇名为《躲避崇高》的论文，为当时正在走红的通俗作家王朔辩护，被认为是为“痞子文学”辩护的代表性文本。王蒙的批评者认为他怂恿道德和艺术标准的降格，悲叹“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认为它是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商品化的腐蚀作用。但是，所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历程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世俗价值建构的坚实基础，它不仅是对神权文化的消解，同时也包含着新价值的建构。这表明世俗化决不会无条件地导致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更不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游戏人生的同义语。它实际上应当包含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的建构，健康的世俗化与道德滑坡、唯利是图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观中国的世俗化，对于旧意识形态教条以及文化专制主义的消解作用固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新的世俗文化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建构方面却远远不如人意⑾。在这个层面上说，大众文化逐渐凸显出萌芽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