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3)

　　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一组“寻思录”问世，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拓展到了整个文化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其矛头所向扩大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根据这一组“寻思录”，可以总括这一时期“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两种意义上的世俗主义，一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⑿终于，作为上层思想的承担者，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针对人文精神的思考，同时，世俗化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并没有直接对立起来，因为此时以人文精神为论题的讨论完全就是在世俗化的冲击下产生的。

　　由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探讨至今的关于世俗化与人文精神探寻就成为这一时期媒介话语范式的思想风向标。由于有经济发展论的范式前提，“世俗化”显得具有中国特色。而知识分子们自身的使命感与清高感使他们对世俗化的概念显得难以接受，正统的人文精神才是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人文关怀”因而成为一句响亮而富有使命感的口号。1993年5月1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栏目（属于《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开播，中国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走上前台，通过媒介展现在公众面前，这种生活中给人以在泪眼朦胧中感受美感的新型节目，使得人文精神为广泛公众所接受，并且成为媒介时刻拿来或标榜或实践的显著话语；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但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人文关怀附着于媒介之上的无奈——因为在现代体制中，人文关怀更应该由社会各机制共同承担；1996年3月6日，《实话实说》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个和多数中国人话语习惯有明显冲突的电视节目在媒介的暴露所引起的热潮也给无数说了实话的朋友带来了麻烦（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中曾如此自嘲）。尽管如此，这一系列被看作是深刻体现人文关怀的传媒表现形式，让所有的传媒人陶醉在自我构建的完美关怀体系中。

　　对于表现人文关怀的媒介话语范式的发展，江艺平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任《南方周末》主编起，她开始用主编的权力将新闻的权利坚定地写在报纸上。这类性质的《南方周末》不是党报，不具有西方主流媒体的定义，而矛盾因然而生。江艺平面临的就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她能用新闻权利争取那一份原本只属于主流报纸的话语权，而她领导的报纸却因不是主流报纸而不能成为舆论中心。在这种“权利大于权力”的领导模式中，江艺平展示着一份报纸的文化属性。表现在她的办报理念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⒀表现在她的办报方式上：“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⒁表现在她对记者职责的描述上：“记者所履行的职责，何尝不是对公众的一种还债——他要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他要告诉人们新闻背后的真相。”⒂江艺平在传媒范式上的探索，一方面铸造着一个世纪末的传媒盛典，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记者在感动读者的同时感动着自身而饱受诟病，他们以半自由主义的人文关怀去关注新闻事实，然后以半专业主义的方式进行新闻写作，在自己创造的传媒范式中，为自己目前所扮演的道德评判角色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一份报纸眼中，报道类似“希望工程中国基金会款项事件”、“张君案”的时候，它对世俗化的理解与体制产生了碰撞，南周模式也开始在争议与理解并存的状况下退出了它的辉煌时代。⑦

　　人文依然，世俗依旧。“人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却立即焦虑不安。”⒃但是媒介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世俗化的排斥而在此有所缺失，1990年代末期，仍然是那些曾经徘徊于上层伊甸园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开始开创一个公式：娱乐化≠庸俗化，这句小心翼翼的补充常常出现于对于自身栏目世俗元素增多的辩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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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990年代末，一方面是“世俗化”泛滥，大众文化普及；另一方面，继承1980年代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指称一部分人为“新左派”，并由此展开了持久的论战。

　　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不同于中国五四时期反传统的自由主义，它认定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上的改良和渐进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和冒进；其次，它认为市场经济是推动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变革的有力武器，也是消除专制基础的有力武器。⒄它强调强自由，弱国家。因而当崔之元们提出超越“社”“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创造出一套超越传统两分法的新的语言和话语结构时，自由主义者为他们扣上了“新左派”的称号，并且在日益激烈的学术讨论中呈现出对新左派的妖魔化倾向。

　　1997年开始，《天涯》杂志陆续刊登王彬彬《读书札记: 关于自由主义》（1997.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7.5）、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1998.5）、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998.6）等文。此外，《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也刊登过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一直停留在学术层面，其媒介话语范式一直带有学术气息，然而大众传媒日益显示出“亲民”属性。其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自1997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起，我国大众传媒作为产业进入官方认可的发展渠道。之前由周末版到晚报热再到都市报热的发展轨迹将传媒人的思考轨迹自然地引向传媒的商品属性。塞缪尔·温治在《画出新闻的文化空间》一文中提到，主流新闻与小报新闻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公众“需要的”，一个是公众“想要的”。那么，对于这一块因想要而产生的奶酪，传媒没有理由不展开一场盛宴。各类游戏类节目的兴起、娱乐新闻的大量出现，充分弥补了公众的知情欲。由卡耐基自传开始衍变的各类成功学著作则为公众对于财富与成功的渴望寻求了一个发泄与依靠的场所——从早期的《穷爸爸，富爸爸》，再到后期的《谁动了你的奶酪》《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传媒以循循善诱的教导者身份铸造着媒体圣经的神话。

　　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在其商品性方面的热衷是否出自于其自身精神的直接映照？韩少功在《哪一种“大众”？》中提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加上不断补充着这一阶层队伍的广大市民，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转入清贫者之列已成为普遍现象。对财富的寻求与膜拜在媒介频频出现，既是公众心理的折射，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复杂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