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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

2014-04-07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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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张力场中坚持着人文寻求的方向,由此影响着媒介话语范式①的建构:从1980年代的人文寻求方向,以启蒙为特征,以深度报道为表现形式,到1990年代人文精神在媒介的兴起与世俗化的同时泛滥,再到近期各种压力影响下的亲民属性。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关键词]思潮,媒介话语范式,人文寻求,人文精神

  学者方沂曾经提出“理论的透明性”与“理论的不透明性”两种概念,前者指的是对诸观念、命题的直接分析和详绎其相互关系等便可获得的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相关世界的部分,后者则是指:只有将理论回置于特定思想脉络、由之产生的特定知识、理论格局、历史实践处境中加以反复体会才能认识和体会的部分。②中国的社会思潮,在各个特定历史年代中总是或多或少带有泛政治化的意味。但是转型期的中国不再像20世纪初的中国,那时的文人以论政的形式介入报刊(传媒)领域;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范式的演变不再是相互交缠的螺旋曲线,而是类似DNA双螺旋结构,相互平行却又相互影响。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演变的分析,应该不仅执著于其表现出的具体形态,而且应该联系到不同时期思想论域的影响。在思想张力与人文寻求的糅合之中,尽可能地寻求一条激励与反思并存的道路,当是本文研究时最为珍惜与努力的方向。

  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其消长之势稳步发展延续至今。⑴

  担负起思想领域重任的,旧时称“文人”,现在称“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兼顾社会良心、智慧传播者与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的群体。他们在三角张力中不断被影响,却又力求突围。人文寻求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为人文寻求所指涉的涵义做出的解释是:永无止境的对人的关怀,它是人类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题。⑵从人文寻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领域的指引地位,当代中国媒介话语与政治话语展开分分合合。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本文媒介话语主要指这一层面,涉及报刊、电视、广播、书籍,详细解释见注释);⑤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⑷中国呈现出的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其主体——传媒人身上,他们曾担负着文人论政或是政治家办报的社会职能,所以总是直接显示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经过种种变迁,思想界由绝对统一走向相对多元,而且传媒人的社会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单纯的“文人”、“政治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教育或经历过一定程度的专业实践,他们游走于体制与理想之间,他们表现在媒介上的话语,总是间接地表达其对社会与生活的看法——因为各个时期的官方话语表现不同,所以他们的言语或直白或晦涩。而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网络的发展与人际传播途径的长盛不衰,广义上的媒介话语显现出另一个层面上的兴盛,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论域。

  二

  1978年,政治意义更为显著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标志着思想的骤然醒悟。思想的突然放开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繁荣与活力。王若水⑥说:“一个幽灵从中国的土壤里探出头来。你是谁?我是人。”自我作为整个人显现出来。⑸ 代表政府、传统、新兴思想的三角张力在此时得到初步展现,媒介话语不再是一元化的官话集锦。

  《读书》杂志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一本影响极其广泛的杂志。1986年2月号《读书》发表了甘阳的一篇反对传统,鼓吹全盘西化的文章。当时的中国大众对西方当代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少,因此,此文给人的感觉十分新颖,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前,甘阳已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丛书,其中首先就翻译出版了卡西尔的《人论》(E.Cassirer:《 AEssayonMan》)。这部译书的选题恰好是在中国三十年来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个真空地带,因此一下子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此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一套丛书中还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 )、胡塞尔(E.Husserl)、波普(K.Popper)、萨特(J.-P.Sartre )、雅斯贝尔斯( K.Jaspers )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建国后第一次翻译出版,因此销路非常好,几乎每一本书都销售五万册以上。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次广告。编委会将三联即将出版的一套丛书名称正式定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它将包括若干子系列。广告说,目前先由三联书店出版三种,其中包括一个刊物,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意在为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学术园地;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有选择地译介国外重要学术文化成果,前者着重为专业工作者服务,后者面向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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