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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6)

2014-05-03 01:03 大学》、《中庸》或《荀子》。区别在于，论是作者观点的系统表述，同时没有特定的受众，而言则是对话者之间的问答或辩难，对话者的身份与语境是理解语义的重要条件。从言语行为的观点来看，对话就是处事。故言与史相通，都有人物、有情节，都是 ‘事’。经典所记述的事，就是古典生活方式的直接呈现。把言归入事而非归入论，表面上看，是移离哲学的视野，其实不然，这是对哲学的古典形态的一种贴近。平心而论，如果从近代西方哲学那种系统论说的眼光来读《论语》，其感觉即使不是不成体统，也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这种读法当然不得要领。《论语》作为儒门第一经，其要义在于“教”，它是孔子与学生对话的记录。经验告诉我们，教养的形成不是从理论入手，而是在尊者、贤者的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的结果。而教养的目标，有深度的、高尚的或有魅力的人格所包括的各种道德特质，也不是从一个原则中演绎出来的，无法形成象当代规范伦理学那样的理论。而规范伦理学并不能代替传统德性伦理的思想功能。因此，研究《论语》的思想意义，同研究其中所体现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对其它立言的经典作品也一样。从记事经典中研究生活方式的哲学问题，是另一层次的哲学研究。”[29]这种古典的“哲学故事”并不局限于儒家的“语类”、“传习录”，《庄子》中的寓言是创作的故事，受其影响有玄学的《世说新语》，还有佛教的“传灯录”、各种禅宗的公案，等等。这些经典的思想不是以纯概念、纯学理的方式表达的，观念体现在人物的言行之中。这类生活方式不是理想，而是经验，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思想经验，是哲学探讨知行关系的重要资源。哲学研究不只是研究哲学文献，而是面对生活经验。它所要解释的对象，以及解释赖以成立的基础，都在生活世界。就此而言，经典只是哲学反思古典思想经验的中介。应该承认，中国经典所包含的思想或生活经验，只是古代中国文明中的部分经验，借现在的用词，它只能提供“地方性知识”。但哲学不是史学，它不满足于展示具体的经验历程。哲学对事物的理解有追求普遍性的倾向。然而，虽然不是所有的地方性知识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人类许多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或观念，一开始可能就是地方性的。一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在于是否有效解释了它问题。哲学对特殊文化或地方性经验反思的价值，在于它能否提炼出普遍意义的论题，从而加深人类对自己生活的理解。这里，理性的方法是思想普遍化的条件。古典智慧可以靠灵感、直觉获取，借隐喻或诗的语言表达，但现代哲学要求充分的说理，论证的程序与分析的技巧，是做哲学的基本功。不论你是研究一般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概不例外。

    题外的话：这是一个冒险的论题。对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进行这样的划分，尽管我努力以论证的方式陈述我的观念，但一定存在我未曾意识到或说不清楚的问题。在这样宽泛的论域中，处处布满思想或知识的陷井。但是，有时候只对细节进行精细的雕刻，则可能有见木不见林的缺点。哲学不能收缩自己的眼界。我的意图是通过这种粗线条的勾勒，让问题的主要轮廓呈现出来，由此才有引起进一步讨论的机会。即使这种提问不切当，也可引出更有价值的论题来。我的焦虑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与哲学无关，而中国哲学创作更难有踪影可寻。在哲学史与哲学前面都冠上“中国”的定语，是我在鲁莽之中保持一点谨慎的做法。其实，贫乏的不只是“中国哲学”，一般哲学研究的成绩也乏善可陈。问题不只是“中国的”，可能在于对“哲学”的把握。而哲学的正宗，无论我们如何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都不能否认它来自西方。至少，没有西学的传入，我们就不必用“哲学”谈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哲学界中还有一个“西方哲学”专业的存在。悬置“中国的”问题不说，中国学者对哲学的理解依赖于对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今日整个哲学研究的不如人意，是不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些需要检讨的现象呢？如果这个领域的专家也愿意正视这个问题，不论答案如何，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一定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四卷，第351页。

    [2]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页。

    [3] 参阅拙作《论比较哲学——从现代中国学术的经验看》的相关论述，《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

    [5] 参见拙作《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论析》的分析，《学人》第13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6]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序第2页。

    [7]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8]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9] 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取李泽厚“现代的宋明理学”而非余英时“熊氏门徒”说。

    [10]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5至289页。

    [11]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80至281页。

    [12] 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0页。

    [13] 同上，第12页。

    [14]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页。

    [1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3页。

    [16]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83页。

    [17]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氏之哲学说》，《静安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