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王权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3)

苏拉在征服以弗所人后对他们发表演说，“我们第一次带着一支军队到亚细亚来，是正当叙利亚国王安提阿在掠夺你们的时候。我们把他们赶出去，确定他的领土疆界在哈利斯河和道拉斯山之外，当你们变为我们的属民而不是他的属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继续占有你们，而让你们自由……”（注：阿比安：《罗马史》第 1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节。）。这正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苏拉强调叙利亚人、以弗所人和罗马人通过战争建立的关系，这些均与边界有关。叙利亚国王安提阿对以弗所人的入侵和掠夺被罗马人阻止并击退，叙利亚人退到哈利斯河和道拉斯山以外，以弗所人应该报答；由于罗马人的攻入和叙利亚人的退出，以弗所人从叙利亚人的属民变为罗马人的属民，他们应该臣服；罗马在第一次攻入后采取的政策不是占有，而是让其自由，以弗所人应该记住。这说明了边界对确定从属关系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王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大致涵盖三个层面：掌握知识的传播、操控价值观和对垄断精神世界。对国家语言文字、社会规范和宗教信仰的控制为当权者加强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对知识传播的掌握包括对官方语言和话语的运用、对媒体的垄断和对统治意识的灌输；社会习俗和行为方式成为统治者控制的范围，国王可通过命令、宣扬和普及等方式为臣民树立社会规范。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宗教信仰。宗教的产生一般与弱势群体有关。为了与强权对抗，弱势群体只能通过一种精神力量的感召组织起来。宗教感召力可以超出边界。然而，一旦宗教形成规模后被统治者利用，边界随宗教而延伸，这即是权力的延伸。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不断强化“边界”概念的同时，对邻邦的敌对意识也逐步形成。由于边界将“我们”或“本国”与“他们”或“他国”区别开来，边界意识明显含有对边界以外群体的歧视和敌意。随着贸易交往的增多，统治者开始注意与邻邦的关系，但他国对边界内的侵扰决不允许，因为这牵涉到权力实施范围。这种“内”与“外”的边界概念有时影响到邻邦，对其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埃及人对边界的理解与现代的概念已十分接近：它将边界看作埃及完整的象征，并表明将世界分为内外二元模式这样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影响到阿卡德。在阿卡德语中，表示“埃及 ”(Egypt)的词是“米斯卢”(misru(m))，意为“边疆、领土”(阿拉伯语为misr)，即边界之地，意为“外部世界难以接近之地 ”。（注：Andrea M. Gnirs, " Ancient Egypt" , Kurt Raaflaub & Nathan Rosenstein, eds. , War and Society i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 Asia, the Mediterranean, Europe, and Mesoamerica, p. 73. ）

夏朝“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目前尚未发现中国早期王国地域的确切证据。（注：关于夏商周地域的研究状况，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0—72页；关于考古发现，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330—363、384—402页。）周朝疆域有所记载，“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注：《左传·昭公九年》。）虽无确切边界，但国土概念区分了“内”与“外”，为中国王朝政治留下了统一和正统观念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积累。（注：关于中国史学与正统论的关系，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当一个政治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发生关系时，它会极力防止他人侵犯自己的边界，以免失去原有地位。它需要可使自己免遭邻邦欺负和侵略的工具，这是军事组织存在的主要原因。研究战争的人类学家奥特伯恩对50个原始民族进行研究，发现只有 4个不存在军事组织，均地处偏僻。（注：Andrew P. Vayda, ed. , Feuding and Warfare: Selected Works of Keith F. Otterbein, Langhorne, Pa. :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p. 44—45. 克里特文明是少有军事冲突的特殊例证，目前尚未找到适当解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拜占廷时期，东罗马皇帝十分担心阿拉伯人和保加尔人的侵犯。一篇匿名论文深入分析了边界冲突，对哨所设置、防范敌方、利用间谍和巡逻兵、地方长官的责任作了详尽探讨。论文区分了三种边境冲突。第一，机动性极强的敌方骑兵随时可能的突袭。一旦敌军进入边界，巡逻兵或哨所应立即通知长官以保证及时将其击退。第二，8-9月的袭击。入侵者由圣战自愿者或相邻边境的正规军组成。入侵既有经济目的也有意识形态之争。地方长官须尽早探知入侵的时间地点及敌军数目等情报，给敌方各种骚扰并尽力在其归程中造成困难。第三，敌方偷袭。这种偷袭往往发生在人民没有准备无法及时撤离的情况下。必须组织骚扰活动，加上游击战，使入侵者陷入困境。（注：John Haldon, 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 565-1204, London: UCL Press, 1999, pp. 176—181. ）论文的典型意义在于它论述了关于早期边界战争的重要思想，集中说明了四个问题。战争地点(冲突往往发生在边界地区)、战争方式(带有突袭或偷袭特点)、哨所责任(须及时通报敌情以保证尽早击退敌方)及抗击敌人的有效手段(对敌人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多用非正规手段袭击敌人)。作者的各种战术设计表明了一个清晰的思想：国家及其代表——边境长官应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责。
边界概念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保卫人民安全。君王对进犯之敌要作好准备，尽其所能抵御敌方进攻。保卫臣民安全既是臣民期望，也是国家政治制度存在的合法性。边界还向臣民表达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重要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国家意识的提升。边界为被统治者提出了活动范围——在此范围内活动是安全的。既然国王圈定了活动范围，人民须按国王意志恪守职责，接受管辖。他们须交纳税款并履行义务，牺牲自己以保护国家利益，参加战斗以保卫国家安全。与此同时，他们享受国家的保护，免受外敌入侵。边界、边界概念及由此而生的安全感即无形契约：国王为臣民提供保护，国王命令必须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