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王权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5)

战争可提升一个人的等级，从而改变其社会地位。黑劳士是斯巴达人征服麦西尼亚人(Messenians)过程的结果之一，他们提供劳役并处于社会下层。由于对麦西尼亚人进行长期征战，大量斯巴达人死于战争。为了不让敌方知道自己减员，斯巴达“将一些黑劳士与每个战死者的寡妇结婚”。这些人后来成为斯巴达的公民，并被称为“入赘者”，因为他们被选作阵亡士兵的替代者而成为斯巴达妇女的丈夫。（注：Thomas Wiedemann, Greek and Roman Slavery, pp. 88—89. ）这是因战争而改变身份等级的典型。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蒙蔽敌方，另一方面也对既定的等级观念带来冲击。苏拉除削弱保民官的职权外，还对元老院进行整顿。他从骑士中选择了300人为元老。为培植亲信，他从宣布为公敌者的奴隶中选择了一万多人，将他们升为平民，“给予他们以自由与罗马公民权，称他们为科尼利阿斯。这样，他就有把握在平民中有10000人随时准备服从他的命令”（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十三卷，第100 节。）。这样，苏拉有了一批忠诚的亲信。提升社会等级以培植亲信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如西非的奥约国王与阿散蒂国王曾提拔奴隶以与传统贵族抗衡。（注：Robin Law, The Oyo Empire, 1600—1836: A West African Imperialism in the Era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7—71. 李安山：《阿散蒂王权的形成、演变及其特点》，施治生、刘新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4页。）这种做法有双重效果：它既对传统等级观念的突破，从而使原有的社会等级受到破坏，又培养了君王的忠实随从，在君王周围形成了忠诚的小集团，有利于王权统治。（注：正如阿散蒂一位提升的奴隶所宣誓的那样：“我们愿意执行您的所有命令。我们的金子和奴隶以及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您的，只要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准备奉献给您。”I. Wilks, " Ashanti Government" , Daryll Forde and P. M. Kaberry, eds. , West African Kingdo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25. ）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通过国家权力和法律强制性力量，确认等级制的合法性，利用宗教和等级思想意识维护等级制的合理性，一方面威慑制服各等级成员特别是低等级成员，不敢贸然僭越等级界限，破坏等级关系；另一方面则灌输等级意识，使之精神麻痹，安于现状，从而保证等级制稳定强固，经久不衰，在历史上维持了成百上千年之久。”（注：施治生、徐建新主编：《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第3页。）两河流域的等级制度、印度的瓦尔纳、古希腊罗马的异族歧视、中国的门阀制度、伊朗的种性制度等都表现出某种等级观念。统治者可通过这种观念加强对权力的垄断，并将社会等级的提升作为培植亲信的手段。这种做法既可改变个别人的命运，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使下层阶级对君王抱有好感，对命运的改变充满期待，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对等级观念的灌输可通过强制手段或教育手段进行。等级观念与王权形成互动关系，使统治者维持对权力、机会和资源的长期垄断。

四、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战争产生了新的王权，但政体的巩固则需要新的因素，共同体(国家或民族)意识是一个必要条件。这并非武力可为，实有赖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的“一统”最早见于《史记》。李斯劝秦王：“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注：《史记·李斯列传》。）这里“一统”与“统一”意同，反映了当时华夏社会的 “统一”思潮。李斯入秦后，力图利用自己的学识来激发秦王统一国家的观念。然而，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是克服民族偏见后逐渐形成的。（注：（注：偏见是指建立在信念上的一种态度，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之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参见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顾颉刚先生通过批判伪古史体系揭示了中国统一观念的形成。“至于圣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传》上说鲧为夏郊。又如《史记·封禅书》上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大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 ’，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本来楚国人的鴃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听的。到这时知道楚国是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本来越国人的文身雕题，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越国是禹的后人，而禹是黄帝的玄孙了 (《国语》中记史伯之言，越本芊姓；但到这时，也只得随了禹而改为姒姓了)。最显著的，当时所谓华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之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华夏的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属一家。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注：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朴社1933年版，第6页。）

这段论述说明了四点。中华各族古时存在着各自的信仰体系和明显的文化偏见；战争可以拓展疆域统一领土，但武力对统一观念和思想无能为力，也不能使人民安居于疆域之内；权力持有者(“几个聪明人”)用“改”祖谱的办法将各民族的祖先连到一起，使中原人的祖先与其他民族的祖先成为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再造起到了武力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从民族信仰上重塑的亲缘谱系发挥了“匡济时艰”的功效，“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华夏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是一家”的说法起到了“号召统一”的作用。华夏一统的合法性由此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