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希达书写死之绝境(4)
2014-09-28 01:09
导读：如同帕托卡所说：“柏拉图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征服了死，它并不逃离死，它面对面地看着死。他的哲学就是忧烦死（meletethanata），灵魂的烦忧与死之烦
如同帕托卡所说：“柏拉图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征服了死，它并不逃离死，它面对面地看着死。他的哲学就是忧烦死（meletethanata），灵魂的烦忧与死之烦忧不可分离，并成就生命烦忧的本真性；（永恒的）生命一开始就生于对死的直视，生于对死之征服（或许它只不过是征服）。”帕托卡认为，柏拉图通过把责任转向对个体之死的责任，超出了（surpass）这之前的神话与巫魅式的魔灵（daimon）的神秘，这魔灵在来源上被规定为不负责任，“它属于一个空间，在那里还并没有响起回应的指令；在这空间中还并不能听到要求答复自身、承担自己的行为或思想的召唤，还不能去回应它者与在它者面前而对自己负责。”(GD:3)德希达的概括使一个本源空间的神秘明确了。
只是通过苏格拉底给出“死之礼物”（agiftofdeath），这个转换与超越才可能，从而也使历史的人可能，对历史负责的人可能，通过苏格拉底的献祭，柏拉图整合了魔灵的神秘，通过灵魂的回忆及内在对话，永恒在场着的交谈与论证，产生了一个“内在灵魂”空间，哲学及其哀悼活动者在这空间展开。随着基督教的形成，耶稣基督的死与献祭及其哀悼，通过把柏拉图的神秘压抑并“扬弃”，更加使灵魂内在化了。人与上帝及重临的关系是秘密，我内心的上帝或我自身比我本人还更接近我自己，正是死使这一“分离”可能，并又关联起二者。
西方责任的历史源于这些“死”之馈赠与“死”之经济。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所说，西方宗教与责任的起源与良心的形成在于加强痛苦的记忆，并转化为内疚与犯罪意识，最终则把“罪孽”道德化，并转化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契约与经济关系，但却不知道“苦难的荒谬性”。
在哲学的终结处，在黑格尔那里，死之翅膀开始更有力地煽动，并飞翔起来：一方面，“死是绝对的主人”，使扬弃的工作得以可能，整个哲学史是充满死者头盖骨的战场，“死”总是成为作品；另一方面，“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担死并在死之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应该有力量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是一种魔力（Zaueberkraft），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这就是主体的力量，它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苦恼意识，暴乱的革命，上帝之死，并提升为绝对知识，精神把“死”转化为“否定”，并使哲学本身可能，通过这回忆的道路（Weg），构成绝对精神的“墓地”！就返回了真理自身的家园。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死”之经济或家政（oikonoma）总是家（oikos.home.Heim）的法则，总是要求归还、要自返，构成话语的史诗。随着“自在、自为、为它”三种要素的合一，死之经济与礼物交换的完全在场使哲学本身封闭与终结了。走出哲学的封闭，在终结与边缘上书写，就构成未来哲学的使命。
下面三位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意识的经验中为生命打开缺口：把“死”从否定性中解放出来，构成个体对本已自身的最高责任，这是海德格尔对“死”的面对；列维纳斯则分离出“为它性”，使它异性（alterity）不再被同一的回忆所同化，让它者超越于自身之外，无限被交还给无限；而布朗肖则进入“自在”的深渊与无名之中，并持立于其间，死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在那里交结。这三重力量撕碎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体系——也是重新展开雅典，耶路撒冷和罗马的张力，不可能产生一个再度的“在后”的巨大的综合。于是，“精神”（Geist）要么变为好精灵（daimonia），要么转化为上帝，要么变形为幽灵与鬼魂,“死”之不同的面目被不断唤醒了。而德希达的书写“死”则让这些死的面目“面对面”（vis-à-vis）。
2、海德格尔的“本己空间”：死之可能性与可通达（cometopass）
海德格尔的最初惊讶首先还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存在问题”，而是他对“esweltet”（世界着、世界发生着）这个无人称句的惊讶。早在1919年的演讲中，那些无人称句，诸如esgibt（予有着、有）、esgilt（有效着）、eswertet（价值着）已经在唤醒一种独特的音调了（GA56/57:49.50.68）。这些无人称句中还并没有存在谓词，而是前谓词的，即在主客二分之前，指示事物在事件中的本源发生（Ereignis）。他认为哲学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源初的事实，回到这“无人称句”所指示的事实本身上，而这是元科学或哲学本身的任务，它迫使海德格尔超出胡塞尔的内意识现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