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哲学研究中的几个误区(5)
2014-12-28 01:16
导读：在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抨击也似乎成为一种，它在近几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变成主流思潮。有的学者认为：道德理想主义“不单违背
在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抨击也似乎成为一种，它在近几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变成主流思潮。有的学者认为：道德理想主义“不单违背了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注：陶东风：《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中国文化》，载《原道》第3辑。）。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讨伐，表明批判者已把中国的“此在”状态当作一个自明的判断尺度。在这一坐标中，现存事实成为一切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在
外国哲学的研究中，有的学者主张为“实用主义”正名，因为据说它“可以给我们的改革以某些启迪”（注：刘放桐：《重新评价实用主义》，载《现代外国哲学》第10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他们把实用主义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认为实用主义“包含着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注：李江凌：《从市场经济看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因素》，载《现代哲学》1998年第1期。）。以往对实用主义哲学所采取的简单否定态度无疑是错误的，但重估实用主义的用意也颇耐人寻味。
上述情况表明，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回到事实、回到现象、回到具体的倾向。它的产生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如和纠正极“左”错误及其教条主义偏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等等；但在学理上，却是由于把“是”归结为“应当”所致。这一倾向总是把黑格尔“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命题庸俗化，把“现实”等同于“现存”，以论证经验事实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其作出辩护。作为事实判断形式，“是”所昭示的只是经验的可能性。它是通过对事物所内蕴的客观可能性空间的揭示（其典型表征是科学定律），来显示可能性的经验限度。这种事实判断形式一旦变成“应当”，就被绝对化，从而陷入实用主义立场。因为实用主义恰恰是把“经验”作为唯一“实在”，强调“真的观念”“所包含的一切都是可经验的”（注：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9页。），所以，只有能够“在你的经验里运用”，并体现“实际的兑现价值”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注：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而“超越于一切可能的世俗经验”的东西，则都是无意义的和荒诞的（注：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0页。）。因此，实用主义“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注：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页。），它“离开了事实，就觉得不舒适”（注：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页。）。这就是实用主义的经验论立场的必然要求。正如詹姆士坦率承认的那样：“实用主义代表……经验主义的态度”（注：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页。）。把“是”归结为“应当”及其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倾向，离开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本质。马克思当年之所以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持批判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页。）。所以，马克思明确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然而，实用主义倾向则既丧失了批判尺度，因为它无法给出超越经验可能性的理想标准，又消解了批判对象，因为它把经验事实及其实然状态已经看作是应然的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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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形则是把“应当”归结为“是”，这种混淆的实质在于把终极价值目标当作一种经验的可能性来设置和追求。在它看来，凡是“应当”的，就是“能够”的。其负面后果主要是实践上的“乌托邦”悲剧。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付出过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1958-1978年的20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注：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载《》1992年创刊号。），而“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从哲学上说，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就是陷入了把“应当”归结为“是”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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