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哲学研究中的几个误区(6)
2014-12-28 01:16
导读：在一定意义上，把“应当”归结为“是”，乃是“理想”沦为“空想”的学理上的机制。我们无疑需要捍卫和坚持崇高的理想，但理想只是意味着一种逻辑
在一定意义上，把“应当”归结为“是”，乃是“理想”沦为“空想”的学理上的机制。我们无疑需要捍卫和坚持崇高的理想，但理想只是意味着一种逻辑的可能性，如果把它误解为经验上的可能性，就会犯怀特海所谓的“错置具体性的谬误”(the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论“共产主义”时，都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谨慎。例如，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恩格斯也指出，对共产主义蓝图“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在经验可能性上乃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概念，它决不可能有一个经验上的完成从而成为时间意义上的终结。
然而，50年代末我们却“天真”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一判决暗示出共产主义已是指日可待。于是，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大干二百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荒谬口号。这种“共产主义幼稚病”后来甚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灾难。因此，从哲学上自觉地把“应当”与“是”区别开来，使“应当”摆脱事实判断之经验性的束缚，无疑是避免“乌托邦”悲剧重演的学理保障。
三、经验与超验的混淆
过去人们正面谈论“超验”，往往会有唯心主义之嫌，因此，“超验”一词在以往总是带有贬义的色彩。其实，作为与“经验”相对称的专业术语，它只是一个中性词。事实上，“超验”只是无法被旧唯物主义接受，却可以、而且已经为马克思主义所改造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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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这一哲学规定并不神秘。举例来说，波普尔基于“归纳跳越”难题所凸显的证明困境，就体现了全称命题的超验性质。以“凡天鹅皆白”为例，人们无论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总是一个有限数，它永远无法排除出现非白天鹅的可能性，因而这一全称命题能够被证伪，却不能被证实。这就是由命题本身所固有的超验性决定的。
经验与超验的混淆，和前提与理由的混淆、“是”与“应当”的混淆彼此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后两者既是经验与超验混淆的原因，又是其表现形式。毋宁说，经验与超验的混淆是后两种混淆在元哲学层面上的投射。追溯前提的发生学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立场，用这种方法处理哲学问题，必将遮蔽哲学的超验视野。同样地，事实判断同经验层面相对应，而价值判断则与超验层面相对应，两种判断形式的混淆，也将使哲学的超验立场变成一个知识论问题。
经验与超验的混淆严重干扰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解读，它使得哲学日益表现出明显的实证化倾向。这种倾向典型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哲学的形式化探求。哲学形式化乃是哲学实证化倾向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征。当哲学的形而上学追问被当作一个知识论问题处理时，哲学的表达方式就需要以“清楚明白”为特征的精确化。自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提出了种种有关的方案：一是数学化。有学者认为：哲学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数学化，因为“数学化是衡量哲学的性、真理性、可靠性、精确性及在实践上有效性的数量尺度”（注：刘锋：《现代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还有学者把数学化作为哲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指出：数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渗透”，“实际上是一种进步，是哲学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注：黄楠森：《谈谈哲学现代化问题》，载《现代哲学》1985年第1期。）。二是实验化。有学者提出：“用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哲学问题，有可能使哲学研究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开辟哲学研究走向定量和实验的道路”（注：童天湘：《哲学也可以定量研究与实验研究》，载《读书》1981年第11期。）。三是模式化。有学者宣布：“我相信有用的哲学操作有这样的模式：存在着需求X，有思想方法a,b,c,…n．为满足X，a是唯一的或最好的”（注：赵汀阳：《哲学操作》，载《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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