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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哲学研究中的几个误区(7)

2014-12-28 01:16
第二，科学概念的哲学移植。例如，在物质观方面，引入物意义上的“实体”和“场”，试图丰富和深化哲学的物质范畴；在辩证法方面，援引系统论中的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等概念，以充实辩证法体系的；在认识论方面，借用信息论和控制论中的“信息”、“反馈”等概念，以解释人类认识现象；在观方面，则纳入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学概念，用“自组织”、“分叉”等说明人类社会由自发到有序的生成。殊不知，这类横向移植不仅仅改变命名，更根本的乃是改变哲学的视野和思考方式。它要么使物质变成与人的实践无关的自在之物，要么把人的精神现象和存在方式降低到生物学水平。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科学概念在哲学论域中的内在局限性，使哲学的“反思”沦为科学式的“反映”。
第三，哲学研究和证明方法的科学化。由于在哲学研究中使用发生学方法，人们往往摧崇和选择溯因法，即对原因的无止境的追问。这种原本适合于科学领域的怀疑精神，被引进超验的形而上学领域，甚至对逻辑自明的绝对本体也予以怀疑。这其实是对怀疑方法的误植和滥用，因为“在不能提出疑问的地方想表示怀疑，显然是无意义的”（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4页。）。另外，许多哲学论著常用一些科学事实作为“实例”，形成“原理＋例子”的模式。问题在于，实例的功能有二：一为“说明”，一为“证明”。前者属于修辞，取例子的象征义，通过比照和喻指使人领悟深刻的哲理；后者则属于逻辑，取例子的指称义，其作用在于使命题获得充足理由。这正是实例在哲学和科学两种不同语境下的功能差异。然而，在哲学论著中，实例却往往被用来“证明”而非“说明”哲学问题。这种科学式证明改变了哲学实例的功能，以致于危及到哲学的超验性质。
第四，哲学功能的实用化。由于受到整个社会市场化的，加上消极地以往哲学存在方式的教训，近年来出现了“哲学”的建议。它主张哲学不应再关注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应当回归现实生活，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性方案。这种对哲学的实用主义期待，很难避免哲学的庸俗化。
哲学的实证化倾向，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产生了种种偏差。其主要表现有：
1.在哲学观上，哲学被理解为基于对象性关系而建构起来的知识论门类。
过去，人们总是把哲学置于科学的背景下来予以定位，把哲学理解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意味着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只是抽象程度的不同，而非视野的殊异。如此一来，哲学就变成了一个知识论问题，而不再是形而上学问题了。知识论的前提在于确认对象性的客观实在，因为“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然而，马克思在其哲学建构中则是以消解主客二元对立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明确反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在这里试图解决的不是哲学的个别观点，而是哲学本身的理解方式：究竟是旁观还是参与？是经验的反映还是超验的反思？马克思把实践作为消解对象性结构的前提，因为实践的人作为参与者使主客二元关系消融在一种不可还原和不可拆解的一元论存在境域之中。因此，马克思在元哲学层面上选择的是非对象性的视角，从而显示出他对知识论立场的超越。
2.在本体观上，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总是把物质本体论作为哲学建构的预设，由此决定了整个哲学体系的知识论取向和科学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被解释成物质本体论，其“实践的唯物主义”本质就被遮蔽甚至被取消了。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定位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他之所以保留“唯物主义”的称谓，只是为了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客观实在性（所谓“物质实践”），以区别于种种“意识形态”。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这句话的深意在于它是在哲学意义上说的，如果不从形而上学视野加以理解，它就是荒诞的。马克思试图表明，对于哲学论域来说，离开人的现实活动的自然界没有意义。持物质本体论观点的学者喜欢援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作为自己的重要根据。然而，联系上下文看，马克思想表明的只是费尔巴哈所谓先在于或外在于人类历史的自然界，对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来说没有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50页。）。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不过是一个经验事实，它本身无法进入哲学视野，构成本体论根据。 上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