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过程”和“建构”的社会世界研究(2)
2015-01-01 01:41
导读：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追求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真理的唯理智主义倾向，在西方哲学史上基本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严格说来，专门以
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追求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真理的唯理智主义倾向，在西方哲学史上基本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严格说来，专门以社会世界为研究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哲学体系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6]为止，此前的西方哲学家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把社会世界当作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对象完全纳入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之中，更不用说因此而建立相应的、系统完善的社会哲学体系了[7]，尽管这些杰出的西方哲学家都从自己特定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过社会世界的某些侧面。可以说，诸如此类的对社会世界的零散涉猎和研究，不仅本身并不系统、带有原来的理论体系的“影子”，更重要的是没有对研究社会世界所必需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8]进行全新的考查、清醒的认识和系统的反思——我们既可以通过重新梳理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史而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即使在这里无法这样做，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和分析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个案，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表明这一点。这个特定的个案就是奥地利现象学社会学家A. 许茨所进行的“社会世界”研究。因此，不仅今天的社会现实要求哲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社会世界”，西方哲学思想史发展到今天，也同样已经把进行这样的研究的挑战摆在了哲学家们面前。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上述这两个方面所体现的，基本上是人们从外部就有可能看到的当代哲学基本发展趋势及其要求。如果从哲学的内在根基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似乎还可以说，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无不处于其具体的社会现实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这个事实不仅意味着他（她）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和理论体系，都是使他（她）处于其中的相应的社会文化世界和学术传统的产物，同时也意味着，他（她）在这样的世界和传统之中，必定只有通过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各种主体进行包括“传道”式的沟通在内的多方面互动，才能得出相应的研究成果。而迄今为止把“社会世界”置于脑后的“纯哲学”研究，则基本上都没有把这里的后一个方面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中予以应有的重视，它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不断地设法竭力追求其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而已。而这样一来，一个虽为传统的哲学研究所忽略、但对于今天乃至所有各个时期的哲学研究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根本性问题[9]就出现了：作为现实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研究者，究竟从何种基本立场出发、运用哪些基本方法论视角、经过什么样的研究程序和步骤，才能确保其对现实世界的主观理解、研究结论及其沟通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准确性，才能由于得到了这些作为其同伴的对象的主观理解而发挥其作用呢？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显然，这个问题是传统的唯理智主义哲学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所忽视也难以解决的[10]，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着重研究知识的社会维度的知识社会学崛起之前，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个根本问题。而我们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则是因为它不仅就哲学研究视域的拓展而言，涉及到哲学家应当如何把以前未曾加认真关注和研究的、同样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之中的主体而存在的自己和对象所具有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完全纳入研究视野并予以充分的学理性考察和研究，因而涉及到在学术研究领域之中存在的主体间际理解和理论建构问题[11]；而且，就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方法论视角和深度而言，也涉及到哲学家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以往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所蕴含的、根深蒂固的“预成论”倾向[12]——在我看来，20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之中广泛流行的术语，诸如“过程”（process）、“建构”（construction）和“构想”（construct）之类，所涉及的存在于社会世界和文化世界之中的主体间际理解问题，实际上都已经在不同层次上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提出了既深刻又尖锐的挑战[13]。所以，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面对这种“社会哲学转向”，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和确认这种“转向”究竟是不是存在、其具体和进一步的发展趋势究竟如何，也应当充分重视它如何对以往传统的基本哲学研究框架和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提出了哪些挑战，以及面对如此挑战的传统研究框架和思维方式究竟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既由于这样的挑战而充分认识以往的哲学研究和思维框架所具有的各种局限，也可以对照着这种传统的研究和思维框架，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这种“转向”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