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播撒与当代中国思想回应(4)
2015-02-12 01:17
导读：（二）后殖民话语与叙事碎片。 后学问题的当下性和严重性，使得研究现代文化和现代性问题的学人，大多对其加以关注。罗钢近年对后殖民主义加以研
（二）后殖民话语与叙事碎片。
后学问题的当下性和严重性，使得研究现代文化和现代性问题的学人，大多对其加以关注。罗钢近年对后殖民主义加以研究，不仅写论文参加后学讨论，而且在编成译文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对后殖民理论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和阐释。他在《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杰姆逊涉足第三世界文化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障碍”。“杰姆逊的文章包含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反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当他谈到第三世界文化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认为第三世界文学都是‘非典范’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却正是同样性质的偏见。任何认识都是以一定的系统为条件的。因此，当他努力观察和思考第三世界问题时，无论怎样努力，他仍然很难超越西方文化预设的‘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典范’与‘非典范’等认识基素（epitomes）和基本符码，对于他来说，第三世界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他者’。”(《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第26页 )罗钢并不迷信西方著名学者的“学术神话”，而是在国人对杰姆逊倍加推崇时，冷静地注意到他的文化背景带给他的文化偏见。这种将后殖民理论运用于后学研究本身的分析，使“后学”以及“后学大师”均不能逃离被第三世界重新审视的语境，而只能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受到话语剖析。
罗钢注意到，不少第三世界理论家亦步亦趋地按照第一世界理论模式来阐释第三世界的历史，而深感中国“缺乏”现代化或资本主义，而后殖民理论家则又反过来对抗现代性主导叙事，而倡导写出真正的民族史。在罗钢看来这些均存在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像后殖民理论家那样走到另一个极端，否定人类历史具有任何普遍性和规律性，抛弃一切历史话语中的‘主导叙事’，那么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只能是无数相互割裂的‘地方’的碎片，……后殖民主义者尽管出身于第三世界，现在却置身于第一世界学术圈的中心地带，是地地道道的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祖国无论从空间和经验上都已经十分遥远了，曾经限制过杰姆逊的西方文化的认识基素和文化符码也在不同程度地限制着他们，使他们在第一世界理论与第三世界经验发生冲突时，常常不自觉地倾向于前者，做出与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不同的选择。”论者的论述，使后殖民热潮中的隐藏问题浮出了水面，不仅说明了以后殖民理论对抗现代性有可能出现丧失普遍性以后的“地方碎片”，而且说明了后殖民主义者的身份杂糅使其往往在文化冲突中做出与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不同的选择的文化尴尬。这种对第一世界学者、第三世界学者、后殖民主义者的分类研究，可以使人在复杂的问题前保持必要的应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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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了后殖民主义三种流派（一是由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二是以莫汉蒂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注重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三是以阿赫默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其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的论争构成了后殖民主义内部最富于
戏剧性的理论张力）以后，罗钢强调：“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是超越西方的，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假如说我们对前一时期西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争论还能采取一种较为超然的隔岸观火的态度，那么，今天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占领，有着屈辱的半殖民地经验的民族来说，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不能袖手旁观的。”（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前言”，第7-8页）论者在这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消解性不同，同第三世界文化策略有着直接关系，是我们审理西方霸权和我们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方法，值得充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