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播撒与当代中国思想回应(5)
2015-02-12 01:17
导读：在我看来，罗钢的话语阐释具有现实有效性。因为，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关系的揭示，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当代世界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
在我看来，罗钢的话语阐释具有现实有效性。因为，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关系的揭示，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当代世界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意识。后殖民话语是西方边缘学者用来拆解西方中心论主流话语的一种文化策略。作为边缘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有必要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破除第一世界后学理论家话语神话和第三世界文化对抗神话，真切地把握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场中当代中国文化身份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尴尬。
（三）后现代时尚与后殖民怀旧。
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学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多了起来，因为文学与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高下优劣之分，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同样需要解读与清理。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切近，审视中国当下的后现代时尚和后殖民怀旧思潮，成为九十年代海内外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戴锦华在对当代影视传媒的研究中，以其独特的女性解读角度和言说叙事方式而引人注目。她在《大众文化的隐形
政治学》中认为，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风景线上，一个有趣的译名——Plaza（广场），即集商城、超级市场、健身馆、写字楼、宾馆、商务中心于一体的建筑群，提供了中国大都市全球化的例证。“Plaza——商城被名之为‘广场’，便不仅是一种政治性的僭越，而且更接近于一次置换与挪用。我们知道，一次不‘恰当’的挪用，固然包含着对被挪用者的冒犯与僭越；但它同时可能成为对挪用对象的借重与仿同。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上，天安门广场曾在新的‘中国中心’想象里，被指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心脏’；那么，高速公路、连锁店、摩天大楼、大型商城、奢华消费的人流则以一幅典型的世界无名大都市的图画，成就着全球一体化的景观。”（戴锦华《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载海口《天涯》，1999年第2期）戴锦华从一个名词的政治表征演化为经济全球化的表征，解译当代中国深刻而内在的转变，并将往往为人们所习焉不察的巨大跨度揭示出来。广场从相对封闭的红海洋和世界革命中心想象中走出来，在“遭遇世界”的惊愕中，重新为中国的新合法化寻找论据，开始接受自己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欠发展的现实和边缘位置。于是“走向世界”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曰全球化、商业化的过程，经济话语的广场（Plaza）成为了昔日政治话语广场（Square）的替代物，这期间的历史间隙依然被新的希望乌托邦填平。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在展示了话语背景后，戴锦华分析当代广场景色中的贫富二元对立问题：“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常识’之一，是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共享的对‘中产阶级’的情有独钟。……此间，为八十年代有关讨论所忽略、为九十年代的类似表述有意遗忘的，是无人问及十三亿人口之众的中国，面对着瓜分完毕、极度成熟的全球化市场，背负着难于记数的历史重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度；更没有关心那些无法跻身于中产阶级的人群（‘大众’或‘小众’）将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的确，开放和世界化的进程中，权力运作使经济和政治成为一体，绝对的平均消逝了，不平等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急迫的现实话题。中产阶级的崛起，其成分是相当可疑的事情，而大众却实实在在感到了自己地位的真实底线。当知识分子“代言”功能丧失以后，这种大众底线大抵只能被“有意遗忘”。其实，这种遗忘并非如此彻底，因为在九十年代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诸多敏感话题上的激烈争论，正是问题敞开的表征。
为了抚平心灵的不平衡，后殖民的大众文化出场了。“九十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合法化过程，很少遭遇真正的文化抵抗。在很多人那里，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遗产或被废弃，或被应用于相反的目的。我们正经历一个社会批判立场缺席的年代。”戴锦华的论述不乏化约化和象征化的成分，但是其中的价值关怀确乎不容忽略，她对盛世繁华表象下的隐形书写的解读，当会使我们重新体认我们置身其间的后殖民广场氛围，并看清其历史踪迹中的转型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