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理性——试比较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4)
2015-05-09 01:22
导读：至此，哈贝马斯似乎陷入了更深的困境：既然先验的普遍主体并无充足的证据表明其存在的必要，而所谓的现实的个人本能也没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所能
至此，哈贝马斯似乎陷入了更深的困境：既然先验的普遍主体并无充足的证据表明其存在的必要，而所谓的现实的个人本能也没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岂非只能是“抹煞”主体？这显然比福柯的解构更要激进了。
哈贝马斯自有他独到的思维：抛弃了先验层面，我们可以回到实践层面；否定了个人本能，我们可以肯定社会交往——这就是说，所谓的主体，只能解释为人的社会化的产物，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联系中凸现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其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惟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的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1这样，哈贝马斯就成功地将传统哲学的主体-客体模式转变为主体-主体模式，与此同时也避免了各种反传统哲学思潮只重单个个体的自然本能的偏颇。
问题在于，社会化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须知，福柯对主体的解释也可以视为一种关于社会化的描述：权力以具体的技术和知识为工具掌握话语霸权，将个人纳入社会而加以控制。
哈贝马斯在这里表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乐观态度：社会化是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行为，而“语言运用中的四种有效性要求，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保证了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体现了植跟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结构的理性内涵。”2简而言之，社会化过程必须以交往理性为基础。
（二） 重建交往理性
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开篇，哈贝马斯如此写道：“言和行的理性历来是哲学探讨的主题…哲学的根本问题便是理性。”3因此，对理性的反思和探讨可谓哈贝马斯全部理论的出发点。而反思的结论，即交往理性，构成了他整个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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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谓交往理性？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问：为什么要提出交往理性？或者说，交往理性针对何者提出？
毫无疑问，交往理性针对的核心当推工具理性。依哈贝马斯之见，在资本主义的进程中，理性越来越被局限于目的-手段关系而萎缩为工具理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一切社会实际问题都被纳入科技的体制性框架而成为技术问题，其结果就是“在发达工业国家，科学和技术不仅成为为一种和平的、令人满意的存在奠定基础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掩盖了它背后的利益关系，变成了一种与大众相隔绝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使管理上的高压统治合法化了。”4于是，“技术的合理性不但为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相反却保护了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出现一个“合理化的极权社会”，这实在是“对世界历史的启蒙过程的一种莫大的讽刺”5
这里我们再一次领略哈贝马斯与福柯在根本上的共识：现代性危机源于作为其基础的“理性”。虽然福柯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明确地以工具理性称呼之，他的“权力技术”一词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判断。
不同之处在于，福柯批判了这种统治一切的理性，但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既没有彻底否定这种理性，又不知如何控制这种膨胀的理性。哈贝马斯则基于对理性的坚定信念，认为这种工具理性并非完整的理性，而只是理性的扭曲而已。因此，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对理性加以定位，考察出何谓完整的理性。
这种考察在针对工具理性的同时，也针对另外两种彼此对立的理性观。一是传统形而上学理性观，它把理性视为宇宙的普遍法则或主体的先天本质。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观点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二是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各种非理性和反理性思潮，它们宣称理性只不过是传统形而上学臆造出来的一个超验的思辨概念，应当予以抛弃。这种完全把理性当作负面的东西的观点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样一来，“哲学便完全丧失了批判的阿基米德点，隐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我们必须承认，任何批判都内在地隐含着理性的要求和批判者的理性立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