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理性——试比较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5)
2015-05-09 01:22
导读：理性既非先验，又确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是什么？分析主体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又一次显现：理性是实践的，“理性必须看作在实践中形成的，即人作为
理性既非先验，又确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是什么？分析主体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又一次显现：理性是实践的，“理性必须看作在实践中形成的，即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后天能力。”2
这种实践理性也即交往理性，因为社会化的实践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过程。
刚才已经提及，工具理性是完整的理性即交往理性的扭曲。在对理性进行综合考察以后，哈贝马斯明确地界定了二者的本质区别：“工具理性是被资本主义的惟功利原则异化了的理性，它仅仅着眼于‘利益关系’，既把是否能为人带来利益视为唯一的衡量尺度，因而与‘伦理与道德要求’相分离（即为了获取利益，人往往可以无视道德）”；而“实践理性…不仅注重行为的可能性与和目的性，而且把‘真与善’即道德原则作为自己的前提。假如用一个古老的术语来表达，那就是它首先属于伦理的范畴。”3
四 评析：诊断的有效性
前文的阐述已经表明二者都把握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本症状，即主体和理性的偏颇。这一点，即使福柯与哈贝马斯本人也彼此认同，哈贝马斯就曾经明确指出：“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1
关键在于：开出的药方是否有效？
从这个角度讲，福柯的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
首先，他以权力批判普遍主体和先验理性的同时却又把权力提高到先验的绝对高度。在对疯癫、诊所、监狱和性等的考察中，他看似运用了他所强调的“经验分析”的方法，即从对象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加以分析，但在考察之前，他实际上已经将权力预设为前提和出发点，他的整个论证过程无非是为了证明这一前提和回到这个出发点而已。那么，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虽然它确实有助于揭示所要分析的问题，这样的预设可靠吗？它最终会影响问题的解决吗？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其次，福柯除了在逻辑上将权力预设为前提外，还对权力的性质作了扩展性的规定：权力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力量，更是积极的能动力量；权力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和个人的对立中，更存在于一切关系中，“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2
我们将看到，这种对权力的先验预设和其性质的宽泛规定最终导致了任何关于社会的建设性方案都难以实施。依照福柯的本意，他显然追求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并将之视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就像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表明的——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激进的福柯竟然有回归传统的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把回归启蒙以前的传统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可是，既然存在如此性质的权力，对话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对话要求双方的平等，现实的情况却是理性对非理性的统治，那么必然要先有一个非理性对理性的反抗过程才有可能达到双方的平等。困境随即出现：姑且不谈先验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已经将主体变成驯顺的臣民而使我们面临“谁来反抗”的尴尬，只要想一想，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法西斯主义”3的情况下，反抗中还能有“平等”的容身之处吗？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定这样一种回归传统的思路毫无意义，进而认为福柯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构想。实际上，当回归传统的思路被用于个体领域时，它有可能实现主体的解放，福柯在其后期著作《性史》中探讨了这种可能性。在福柯看来，性经验在本原的意义上应该是一种自我技术，这是一种与生产的技术交流的技术和控制的技术不同的，使得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实施一定量的运作得以可能的技术。凭借这一技术，个体在自己那里获得一种改造修正，达到某种完善幸福纯洁超自然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在性经验领域内个体有可能摆脱一切干预和奴役而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福柯通过对古希腊和罗马关于性经验的道德原则的考察，确证了这种可能性。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