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1)(5)
2015-06-07 01:39
导读:1930年1月,维特根斯坦一回剑桥就开始了他的剑桥讲座,对此,G.E.摩尔对于该讲座从开始到1933年的内容给出了一个选择性的报道[15]。这个报道既不包含现
1930年1月,维特根斯坦一回剑桥就开始了他的剑桥讲座,对此,G.E.摩尔对于该讲座从开始到1933年的内容给出了一个选择性的报道[15]。这个报道既不包含现象学这一术语也不包含现象学的观念,尽管它展示了维特根斯坦为哲学语法观念所作的努力。“现象学”这个词既未出现在《蓝皮书》(1933)中也未出现在《棕皮书》(1935)中,它也未出现于《卡片》的未标明日期的插页中,根据编者,这些插页的大多数可以追溯到1941-1948[16]。因此,这可能是停止我对维特根斯坦现象学的早期命运作实况报道的适当的截止时间。
现在,我将转而探究其引入的可能原因并初步思考接受这一观念和继而采用这个术语的理由。任何试图理解二十年代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发展特点的人都必须考虑《逻辑哲学论》之后其思想的这一主要变化:他逐渐放弃了逻辑原子主义。在他描述这一变化过程的一章中,乔治-皮茄[17](GeorgePitcher)辨识了五个具体的关节点,在我看来,其中的两个关节点似乎特别与这种新现象学的发展有关:
1.分析不再导向原子事实,而是可能导向“事件”:这从以下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即1929年的亚里士多德学术研讨会的论文(RLF)不再把“事实”看作适当的分析对象。而代之以“现象”这个术语,这一术语在《逻辑哲学论》中没有出现(除了在6。423节中的一次相同却不相关的使用外)。这一点似乎同样适用于《哲学评论》。
2.对于简单原子的信念被摈弃了:这显然RLF中还没有出现这种状况。因为,这里对于原子命题之“条件”的考察与认知理论相适应。这种考察被认为“很难并且哲学还没有开始着手探讨它”。它必须在一个后天的基础上进行。
在《哲学评论》中,维特根斯坦宣称对于这个任务的解决是不必要的,至少如果是借助这种“原初的”现象学语言去着手进行的话。但维特根斯坦仍寄望于某种新的“现象学语言”以适合描述处于杂多中的材料的需要。因此,现象学看来似乎注定要为逻辑原子主义提供这种失落的基础。以这种眼光看,这当然只是为《逻辑哲学论》的哲学提供支持的举措,这种观点将被1933年突破之后产生的“新哲学”所超越。但这尚不意味着现象学与逻辑原子主义具有相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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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事实还不能说明维特根斯坦为什么采用“现象学”这一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推向这样一种最悖论性的形式: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刚刚从欧洲大陆回到剑桥就立即谈论“现象学”或至少是在文字中采用“现象学”这个术语呢,而这一术语是他在逗留维也纳期间可能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并且在英国也决没有引起过他的共鸣?因为它至多被等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二十年代已经随着他于1929年所作的伦敦讲演和他于1929年在《大英百科全书》上发表的关于“现象学”的文章而激起了某种兴趣。这可能是其奥地利之行的结果吗?
没有迹象表明他已在1929年以前于维也纳谈论过现象学。即便如此,我们也可能猜想他在过海峡以前就已经偶然听过这个术语和它的某些涵义。现在的问题是,他在奥地利已接触了现象学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在他处于维也纳小组外围的那些年里,奥地利出生的胡塞尔在维也纳已经有了为数不多的——如果有的话——追随者,而布伦塔诺的作用圈(atmosphere)已经消散了,尽管现象学是这个在整个德国和那时的奥地利的总的作用圈的一部分。维也纳小组成员中唯一一个同时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充满了兴趣的人是菲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n)。但并无迹象表明并且几乎没有可能性,他与维特根斯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18]。同样,维特根斯坦也几乎不可能已从他的亲密朋友莫里茨-石里克和弗瑞德瑞希-魏斯曼那里汲取现象学。在这些人中,石里克极度反对胡塞尔,在其好几本著作中批评现象学,而且实际上把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摆在了相互敌对的位置[19]。但这决不是说维特根斯坦是在海峡的彼岸接受现象学术语的,尽管这至少说明他对于这个主题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