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国家神化(2)

西方文化史上，柏拉图对于诗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十分著名。尽管柏拉图不断地流露出对于诗人的敬慕，尽管柏拉图本人是一个公认的语言大师，但是，他的《理想国》还是严厉地谴责了诗人。“理想图”是柏拉图虚构的一幅社会蓝图，这里寄寓了柏拉图的国家理想。柏拉图在谴责诗人之前声明，他不能因为个人的文学爱好而破坏了理想国的秩序。《理想国》之中，苏格拉底向对话者阿德曼特宣布了他们的责任：“你和我现在都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城邦的建设者。建立城邦的人们应该知道诗人说故事所当遵守而不准破坏的规范；他们自己并不必去做故事。”鉴于国家的安全事务，柏拉图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培养和教育城邦保卫者。这样的意义上，柏拉图无法接受诗人对于神的侮辱。诗人们将神描述得道德卑下，他们如同凡人一样勾心斗角，争吵谩骂，情欲炽烈，这可能毁弃神的形象，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神代表了善的理念。柏拉图对于诗人的另一个控诉在于，诗人让人们远离了真理。柏拉图看来；种种实物无非是“理式”的摹本，诗人模仿世界而产生的作品不过是摹本的摹本。宇宙之间只有“理式”恒定不变，实物已经丧失了这种恒定性而成为一种幻相，而诗人所从事的模仿仅仅制造出“影子的影子”。其实这些作品和“真理”还隔着三层。与此同时，柏拉图还十分不满诗人诱发观众的“感伤癖”、“哀怜癖”、诙谐以及种种欲念。在他看来，这无疑会冲垮人们性格之中的理性，使之沦落为软弱的无用之材。既然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毫不客气地向诗人发出了逐客令：

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摹仿任何事物，乔扮任何形状，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躬敬礼；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

……

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注：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理想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以上这些历史片断表明了诗在国家视域之中的不同形象。的确，如同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诗曾经在美学或者语言学的维面上展开自己的历史，例如，中国古典诗经历了四言、五言、七言和诗、词、曲这些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均意味了美学和语言学的某种演变。这是文学史注目的焦点所在。然而，国家视域出示了另一种解释系统。这里，“国家”成为肯定诗或者否定诗的中轴线。如果诗无法纳入维护国家秩序的意识形态体系，那么，诗人所向往的美学天国无法在表述统治思想的话语领域登陆；换言之，诗只能以某种娱乐节目的形式徘徊于正统文化的边缘，甚至被视为干扰正统文化的异己之声而遭受清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众多诗人落落寡合的原因。

20世纪之后，诗学理论与国家学说已经远为复杂。“诗”通常指谓狭义的抒情诗，国家正在现代政治的管理之下形成一个庞大无比的机构。这时，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什么变化？于是，人们可以回到卡西尔的“国家神话”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