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国家神化(4)

不少人的心目中，新诗并不称职。1937年，屈轶——即王任叔——的总结性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是这样开始的：“中国的文学革命，是以新诗开始的。而新文学发展到现在，其收获最少影响最微的，似乎也是新诗。”（注：屈轶《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解释这种景况的时候，臧克家的抱怨富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如果用新诗写爱情写风景”，“那倒不如旧诗词更为合适”。因为——

我们的时代是在暴风雨里，经济破产使得都市动摇，乡村崩溃，多少生命在惨痛的往死路上去，这些生命和我们是连在一起，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能写诗已经是可耻了，而再闭上眼睛，囿于自己眼前苟安的小范围大言不惭的唱恋歌，歌颂自然，诗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对，那简直是罪恶！（注：臧克家《论新诗》，同上。）

如果说，自由恋爱曾经是个性解放的一个派生主题而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之中风行一时，那么，血与火的历史迅速地让“个性解放”成为一种奢侈。1936年，任钧在以《新诗的歧路》为题的文章之中尖刻地讽刺了热衷于个人爱情的诗人：

对于他们，失恋就比失去了东三省、热河、甚至全中国，还值得悲哀，痛心！完全属于个人范围的所谓孤独和寂寞，也要比大众的任何疾苦跟灾难还更值得被表现，被描绘！你想，像这种“无视民众，只是为着自己，歌咏自己的事情的诗人”，怎能产生出哪些反映和表现时代的伟大作品出来呢？怎能获得读者们的同情和爱护呢？（注：任钧《新诗的歧路》，同上。）

40年代初期，诗的“大众化”问题再度浮现——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大主题。然而，这里的“大众”是匿名的，模糊的，一体的，许多时候，“大众”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位——“大众”被无形地转换为“民族”。诗的“大众化”亦即敦促诗人跳出个人的天地而站到民族的立场之上。例如，严辰发表于1942年的论文《关于诗歌大众化》明显地重叠了“大众”与“民族”两个概念：

内容方面——应该是现实的，革命的，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与反法西斯，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全国的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是今天最迫切需要表现的。对于大众的英勇斗争，伟大情感，新的生活与制度，一切生长与发展着的事物，都要歌颂。而那些只限于知识分子的象征、想像、虚幻的描绘，以及老八股洋八股的典据，都应废止。那种知识分子才具有的见月伤心，闻铃断肠，忸忸怩怩，装腔作态的感兴，感想，都应摈弃。（注：严辰《关于诗歌大众化》，《中国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412页。）

以上的抱怨、讽刺和号召无不表明了新诗扩大视域的决心。新诗力图告别一己的悲苦与欢愉，参与重大社会事件，甚至介入政治、民族、国家这些大型的概念系统。虽然“诗人”这个称号历来暗示了不可统一的美学个性，虽然诸多新诗派别始终隐含了纷歧的美学可能，但是，理论却再三地将这些重大的问题摆到了诗人的书案之上，迫使诗人修正自己的理想。这个意义上，郭沫若甚至愿意将诗人的身分交出去：“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一定要做‘诗人’。”（注：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沫若文集》十一卷。）。当然，诗人的介入与精明的政治家迥然相异。这些浪漫的族群并不擅长理性的分析，激情、想像和冲动更多地统治了他们。卡西尔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者与启蒙运动哲学之间对立的分析同样可以移诸这里：“他们更多的是生活在‘精神’世界（诗和艺术）里，而不是伫立在铁一般的政治事实面前。”（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这个意义上，诗人可能在神话的氛围之中对于政治、民族、国家表示巨大的兴趣。国家如同地上的神，诗人们如同对待神灵一样敬畏和崇拜这些抽象的名词。的确，新诗已经清除了语言的障碍，那些五言或者七言难以安顿的现代政治术语可以在新诗之中得其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