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国家神化(3)

现今，“五四”新文学的划时代意义已经确认无疑。“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打开了一个历史的开端。新诗是文学革命的发轫，然而，白话文运动之后的新诗成就却是文学史的一个聚讼不休的问题。20年代或者30年代，人们对于新诗的不满之辞不绝于耳。六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领袖兼诗人的身分作出一个令人伤心的断言：“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注：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1965年7月21日），《诗刊》1978年1月号。）九十年代，一位“九叶派”诗人痛心疾首地认为，“五四”时期莽撞地抛弃文言文，这或许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新诗充当了这个错误的牺牲品。（注：参见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3期。）

但是，如果暂且将新诗成就的评估悬搁起来，那么，人们至少可以肯定，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目的之一是，竭力解除新诗与古老历史之间的联系。无论是老式的“文以载道”还是“雕虫篆刻”，无论是“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还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形形色色的迂腐之辞或者浅吟低唱均已成为历史的废弃之物。胡适明确地意识到：“一个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注：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新诗义无返顾地抛弃古典诗词，这不仅仅为了截断陈腐的文学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们企图甩下这种文学传统所联系的衰朽不堪的国家历史。如果说，胡适“文学改良”的“八事”还是些具体手段，那么，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已经锋芒毕露：“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同上。）——这意味的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新诗不愿意持续留任封建国家的点缀品，诗人们厌倦了吟风月、弄山水的生涯。置身于新型文化，诗人们迅速地发现了宏大的历史场景。

新诗的解放不仅是开启语言形式的禁锢，新诗还同时摆脱了温柔敦厚、含蓄婉约这些无形的美学规范。诗的文类守则撤消之后，诗人们突然开始面对无限的世界。宇宙之大，苍蝇之微，诗似乎无所不能。可是，这样的自由并非文学革命的初衷。事实上，除了以白话文为平民大众赢回文化民主，打开古典的樊笼还隐含了一个重大的期待：新诗必须代表民族发出强烈的吼声。这是新诗的历史任务。用弗·詹姆逊的话来说，这是“第三世界文学”的基本特征。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执着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他们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有效地分辨个人与民族、诗学与政治、性欲以及潜意识与阶级、经济、政治权力。“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注：弗·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1993年版，第230页、235页。）无论这样的观察是否完全可信，弗·詹姆逊至少指出了第三世界语境之中一个巨大的文学冲动。现在的问题是，新诗是否拥有完成这种历史任务的美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