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国家神化(5)

无疑，理性的分析并非诗的职能。诗的语言内部几乎不存在分析的神经。雅各布森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结论：“诗歌功能把等值原则从选择轴弹向组合轴。”诗的语言主要是隐喻的，联想式的，垂直的，而不是转喻的，横向组合的，平面的。即使从古典诗词进入白话新诗，诗的隐喻式结构并未改变。不论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还是“一枝枝烟囱都开着了黑色的牡丹呀”、“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这些句式无一不是意象与寓意或者意象与意象的垂直关系。换言之，诗不像叙事话语那样横向地分析某个情节逻辑之中的意象，分析这个意象在承前启后的因果之链里面产生什么作用；相反，诗通常将意象孤立起来，试图单独地让某个意象承受情感强度。如果政治、民族、国家这样的大型概念驶入诗的语言，它们无法在一个复杂的逻辑系统内部层层地展开。民族尊严、政治体制、国防力量或者经济发展状况更多地在某些意象——诸如肤色、旗帜、阅兵式的方阵和车水马龙的立交桥——的指代之下转换为情感的收容器。这不仅是形象与概念的交换，同时是神话式的抒情与理性分析的交换。这样，诗所制造的语言魔力挥戈指向了政治。

国家神话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里不仅包括口号、演说、舞台表演这些一目了然的宣传技术，同时，国家神话还拥有种种隐蔽的意识形态运作。尽管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是理性的产物，但是，按照卡西尔的分析，国家可能在某些异常的时期迫切地祈盼神话的支持。这时，国家不仅需要理性的管理，而且，国家还需要情感的拥戴。国家神话具有强大的基础：“如果现代人不再信仰一种自然的魔力，他也决不会放弃对一种‘社会魔力’的信仰”。当然，这种国家神话已不再是无意识或者自由想像的产物，这无宁说是按照计划精心构思的作品。卡西尔指出：“它们是能工巧匠编造的人工之物。它为20世纪这一我们自己伟大的技巧时代所保存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神话技巧。从此以后，神话可以在与任何其他的现代武器（譬如机关枪和飞机）同样的意义上以同样的方式被制造出来。”（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342页。）20世纪上半叶，国家神话正在不断地扩大编制的时候，新诗的演变终于赢得了入选的资格。

这同样解释了50年代至70年代诗所扮演的角色。

三

一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幅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物产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