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国家神化(6)

工农长作主人翁。

二

人民品质，勤劳英勇。

巩固国防，革新传统。

坚强领导由中共，

无产阶级急先锋。

现代化，气如虹，

国际歌声入九重。

三

人民专政，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领袖雍容。

江河海洋流新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如弟兄。

千秋万岁颂东风。

这是郭沫若1949年10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新华颂》。如果联想到同一位作者曾经写下了“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样的诗句，那么，人们不可能不意识到，诗的另一个时期正在到来。富于叛逆精神的个人形象已经退场，诗正式进驻国家神话体系。人们可以从这首《新华颂》之中发现，一系列派生于现代国家的政治概念在新诗之中登堂入室，形成一套语汇系统。

50年代至60年代，诗学理论并没有重要的开创。持续纷争的还是环绕于新诗与生俱来的种种问题：自由与格律，个人与集体，民族风格与欧化，通俗与晦涩，浪漫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此等等。有趣的是，毛泽东多次发表具体的诗学观点，亲自参与讨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新诗要“精炼、大体整齐、押韵”；“诗要用形象思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注：分别参见毛泽东《致臧克家等》、臧克家《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和毛泽东《致陈毅》，均见《中国现代诗论》（下篇），杨匡汉、刘福春编，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这些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指示。其中，“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观点产生了历史性的震动。（注：《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