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2)

2015-07-07 01:15

导读：在此引述哈柏玛斯这套规范性的现代性概念的建构，不是因为他的建构完全服人；而是因为他的问题意识，为我们评价现代性的批判潜能，提供了一些启

在此引述哈柏玛斯这套规范性的现代性概念的建构，不是因为他的建构完全服人；而是因为他的问题意识，为我们评价现代性的批判潜能，提供了一些启发。建构一套现代性的概念，需要满足两项形式的要件：第一、我们需要有一套论述，能够在现代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作出一贯的区别；第二、这套论述能够在现代性内部作分辨，也就是能够发展出现代性本身的内在批判，而又不沦为反现代。哈柏玛斯的理论，似乎满足了这两项要求。

于是，哈柏玛斯的现代性概念强调，在传统的、形上的、或其它种类的规范基础流失之后，文化现代性指向一种用后传统、后形上、后理性主义的方式，建立引导性的(regulative)价值理想的可能。这也代表一种建立内在的批判标准的可能。这种引导性的价值理想，虽然内在于特定的实践活动，却由于不是任何特定实质传统的禁脔，又对挑战与对话保持开放，它们具有超越一时一地实践脉络的普遍性。反思与批判，于是有了实践中的立足点。放弃他这套问题意识（或者具有类似自觉的问题意识），意味着两种可能。或者，让社会现代性、也就是资本主义与官僚国家作为代表的现代化意识，垄断所谓的现代性，批判者于是走上「启蒙之辩证」的悲观绝望，或者如后现代一辈思想家，转而诉诸感性主体的反现代姿态。又或者，为了反抗这种现代性的窒息铁笼，于是追求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现代性，也就是非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官僚国家式的组织方式。后面这种态度，在中国这样一个矢志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国，对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可观的影响，虽然这条路几十年来的经验（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还很难令人对前景乐观。（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二、当代语境里的「性」概念

由于近代中国的曲折遭遇，无论是在「启蒙」或者「救亡」的论述取向里，现代性几乎都等同于的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每每悄然无声地变成了「现代化」。早期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此不论，到了1949年以后大陆的情况，藉由汪晖先生的大作〈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我们清楚地见到，社会现代性如何业已泛滥成了现代性的全貌。

这个说法可以分成两个部份。第一、汪晖说明了当代中国各类思想主流──无论是批判的或体制内的──如何均陷身在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架构里。这个论断可能极可争议，不过汪晖的看法，是值得当事各方认真响应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史意义，更牵涉到了当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定位；它是一个有重大前瞻意义的议题。第二、有趣的是，汪晖自己也认为，凡是肯定现代性价值──例如自由、解放、启蒙──的思潮，必然因此肯定了现代化（社会现代性）的价值，从而对于资本主义与官僚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换言之，不仅中国的思想主流将现代性等同于社会现代性，汪晖这样一位对于社会现代性有强烈质疑（质疑社会现代性本身的价值、质疑接受社会现代性的人如何能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保持批判的距离）的批评者，也一样将社会现代性等同于现代性。2中国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思想上的共识，我愿意相信是现实的忠实反映：中国的现代性，确实始终是由社会现代性所包揽的。不过汪晖的论述，也让我们看出，在中国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不同部门对现代化的迎拒、以及思想文化界对现代性及启蒙理想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连带。这种连带的基础何在？为什么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多与多空间的交错杂陈如此令人目不暇给，居然在首肯社会的现代性这一点上，表现出如汪晖所描述的惊人一致？（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不过汪晖的一个论点，值得特别重视。他认为，中国的启蒙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关怀。而启蒙主义（精确地说，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蹒跚出现的新启蒙主义）版的这个诉求，到1980年代末叶为止，发挥过很大的批评功能。可是一旦追求现代化成为中国国家的目标，启蒙运动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由于新启蒙主义自己陷身在现代化方案的局限里，它业已「丧失了诊断和批判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一部份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