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世性与超越性：初期道教与基督教的差异(6)
2015-07-19 01:10
导读：现世宗教是现世信仰的产物，现世的信仰方式需要现世的信仰目的。葛洪选择服丹、行气，使人的有限的肉体生命无限化。金丹千古不变的聚合力使人永生
现世宗教是现世信仰的产物，现世的信仰方式需要现世的信仰目的。葛洪选择服丹、行气，使人的有限的肉体生命无限化。金丹千古不变的聚合力使人永生，守气能延年。他指责符水只能却鬼避邪，把导引、屈伸、符箓看作有限的信仰手段。
作为世俗的宗教，道教把自己的品性世俗化、坚持改革世俗生活。然而，人只有在精神中才是独立面对虚无的存在，只有在自我生存中才能创造自己的人格。一旦以肉体生命为不朽的对象，人就得在人与人的社会伦理共在关系中谋求自我完善。所以，葛洪说人成仙必须积善行立大功，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他对现世皇权采取合作的态度。
“玄”、“道”观念，是葛洪追问世界的终极形式的创造物。玄在万物中。乾尊坤卑、云行雨施，都是由于玄的作用。“玄”这个事实性在者的有限性，葛洪进而认同传统的终极性在者——道——的本源涵义。玄、道是唯一的在者，玄又名“玄一”。他在君的扶持下兴盛道教，不赞成无君主之论，控告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要求君主以法止息和世俗皇权对抗的人。这种把道教的命运自觉交给世俗皇权，也是道教内在本质的需要。
道教在北魏演变为官方的信仰。作为个体生命生存以及在历史上功能的有限性，北魏统治者追寻超越有限性的方式。魏太祖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以求不老。拓跋珪、拓跋嗣父子因服用长生药物被毒死，这并不能阻止其他人努力追求关于自己存在的永恒性的可能性的理想。魏世祖继位后，器用道士寇谦之改革道教。寇谦之（363－448）自称接受太上老君的启示，取得天师职位，革除三张伪法、租米钱税、男女合气之术，倡导礼度，主张服食闭练的新教义。他创建政教合一的“人鬼之政”，以天师为国师，世俗的魏世祖拓跋焘为泰平真君，命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做真君种民。他清除父死子继的天师道诸官的世袭制度，以诵诫建功礼拜领悟长生要诀。男女不一定要到山林园泽中去、在家中也能为真君种民。这些不死的人，服从圣帝仁君的指点、三古妙法的启示、真仙上示的个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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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南朝陆修静（406－473）、陶弘景（456－536）在世俗皇权庇护下把道教引向世俗化的层面。陶氏以世俗的等级观念规定神仙世界，仿佛神圣者的世界同人间一样真品有差、仙人有别。两人的生存态度，就是对天师道的现世本质的最好注释。
从以上的描述可知，初期道教除了追求肉体生命的长生不老外，其次就是要在现世建立肉体生命共在的太平世界，而且大多采取了反抗现世政权的形式。如果勉强借用基督教神学的末世论术语，我们可以说初期道教属于一种现世性的末世论。具体地说，对于个体道教徒而言，他们相信今生就能够实现肉体生命的长生不老，今生就是他们的末世期待——一种今生的末世论；对于道教徒共同体而言，他们希望立即实现他们的理想国度。正是这种对于太平世界的当下盼望，促使初期的道教徒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形式——一种现在的末世论。相反，初期基督教虽然不否定肉体生命的价值，但是，在福音书作者的心目中，耶稣所宣讲的却是人不能只靠物质性的东西而活，还要靠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乃是上帝的灵呼吸的结果。换言之，初期基督教是要把人引向上帝属灵的国度。耶稣说：人若不从灵而生，人就不能进入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3：6）。这“灵生”，实质上就是指人要生成为承受圣灵的精神生命。
此外，初期基督教并不像道教那样，以建立现世的上帝之国为目标。否则，马可福音作为最早的一部福音书，就不可能用大量篇幅来描述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的受难故事。“和其他福音书相比，马可福音用更多的篇幅于受难叙述。这种看法完全和初期基督教对十字架的强调一致，正如早期的传道与神学决定性地显明的那样（如林前15：3以下；腓2：5－11；彼前2：21以下）。马可描述出一位结果为受难的基督。”[④]这正如耶稣本人所宣告的那样：“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耶稣承认自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王而不是他的门徒所期待的政治上的君王（约翰福音18：37）；耶稣向上帝为使徒祷告的时候说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他不属于世界一样；他求上帝用真理把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约翰福音17：16－17）。这些分别出来的人，形成教会。难怪保罗称教会既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以弗所书2：20），又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但是，教会并不等于超越性的上帝之国，它只是上帝之国在末世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