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意义：从“礼仪之争”看基督教学术争论(6)
2015-11-20 01:00
导读：我们今天知道，像“礼仪”问题这类民间信仰与宗教习俗，理应由学者、信徒和民众自由讨论，不可由皇帝、政府决定。皇帝喜欢“一鸟入林，百鸟压音”
我们今天知道，像“礼仪”问题这类民间信仰与宗教习俗，理应由学者、信徒和民众自由讨论，不可由皇帝、政府决定。皇帝喜欢“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难道今人也喜欢这种文化格局吗？应当指出，史家公认，中国的耶稣会士在“礼仪”问题上，每乞援于清圣祖，并言听计从，这是不好的。马克思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闭关）政策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之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马克思说对了。与其说清王朝害怕外国人，不如说他们害怕中国老百姓。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仍发生了以排外拒外为特征的“文化革命”。“严夷夏之防”、“内外有别”、反对“里通外国”、“汉贼不两立”的正统与异端之辨演化为路线之争。凡此，并非“礼仪之争”带来的。
在中国人的眼中，派别与争鸣、争论，终究不是一件好事。中国士子喜欢百鸟压音式的肃静与回避。宗派与争论是不受欢迎的，三教九流，各抒己见，门户派别，是不好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罪状有如泰山压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志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这些哲学学说到了中国就成了恶谥。“后宗派时期”被看做是绝顶好的东西。“百家争鸣”，那是先秦的过时古董。“百家争鸣”，还得一锤定音。定于一尊，才是正道。不过，我越来越感到，争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可贵重的。争鸣乃是目的。过程极为重要。我是主张“过程哲学”的。百鸟争春（而不是百鸟朝凤），一定要争出你死我活，用“正统”的思想去压倒、战胜“西风”，这我不赞成。百鸟婉转，赏心悦耳，这就够了。难道一定要分出高下压倒对方？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西方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是把政治与宗教、皇权与教权严格区分开来。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截然分明。中国人则不。在中国人眼中，教皇也是皇帝（然而这是翻译的问题），因而在中国，宗教事务常常也是国务活动的一部分。皇帝设立管理宗教事务的部门乃题中之义，皇帝干预宗教争论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因为中国朝廷自觉其基座不稳，总以为有人谋篡。事实上，中国朝代更迭，宫廷政变屡有发生，故而在中国，举凡宗教、文化、
诗歌、
戏剧、小说、舞蹈，都有可能“跳”出政治旋律或音符。《圣朝破邪集》云：“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一国而二主也。……一旦变易其经常，即如我皇上亦可为其所统御，而轮贡献也？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显然，中国人误以为教皇是“皇帝”或“国王”。这里，我们看到了对“礼仪之争”的最好脚注。在中国，宗教事务乃政治事务的一部分。韩国学者李宽淑说：“教会内部的分歧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去请求异教皇帝去裁定，是故意扩大事态，蔑视教廷。（耶稣会）这种挑拨性的论调发挥了极坏的作用。”
三、欧洲社会对争论趋之若鹜
历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使欧洲人士注意到中国民间宗教与基督教神学之异同。欧洲知识界，包括宗教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
历史学家，都转而注意中国问题。戈尔狄在《中国学书目》中开列的欧洲关于此次争论的书目多达262种，未出版的
日记、文书有几百种。许多反对耶稣会士的西方学者都十分珍爱
中国哲学思想（但中国“礼仪”是例外）。朱谦之说，这“实即中国思想输入欧洲之一个良好的时机”，“给欧洲思想界以一大刺激。”与此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对“礼仪之争”却缺乏有力的著作和文章。另一个显著对比是，中国哲学传入欧洲，是西方学者主动引进的，而西学初传中国，则是传教士输入的，中国人多加拒斥。值得注意的是，对这次争论，中国皇帝虽然介入，但中国知识界却很少发表评论，并且这个争论在欧洲引起的反响比在中国还要巨大。“礼仪之争”在欧洲激发了“中国儒家思想研究风潮”，进而发展成为对中国百家学说的探讨。法国耶稣会从1702年起，连续70余年刊行“耶稣会通讯集”，成为传播中国思想的工具。在英国发行的“学术提要”，也经常刊登主教们的争论。相比之下，在中国则冷冷清清，一人独“鸣”。“礼仪之争”在中国国内由皇帝一人拍案定夺。而在欧洲，这一争论绝非毫无意义。它演变为一场学术争论。欧洲文化人由此开展了一次学术讨论。这里，没有“西、东”、“欧、中”之分，只有文化兴趣。“礼仪之争”在欧洲叫“中国问题”。达百年之久的争论使欧洲知识界注意到中国古代信仰与基督教神学之异同。不少欧洲宗教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都集中注意力研究“中国问题”。在宗教研究方面，除耶稣会士外，其他神学家都着眼于儒学与基督教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