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意义：从“礼仪之争”看基督教学术争论(7)
2015-11-20 01:00
导读：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封建王朝）解体
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封建王朝）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说得多么形象！仿佛预知一遇外界空气就会解体那样，清王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从他自己一方面来理解，是非常明智的。中国传统社会不重争论，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的欧洲，学术讨论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国皇帝管辖范围之外的欧洲，不通汉书的洋人津津乐道中国文化。他们不通汉书，却努
力学习中国文化。一大批汉学家出现了。与此相反，对“礼仪之争”，中国的文化人却出奇地冷静，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一切都由皇帝解决了。康熙皇帝早就决定了理论是非，中国士人无须动脑筋争论。在中国皇帝看来，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与自由探讨只能带来“混乱”，一人决断乃是正常的。“各抒己见”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欧洲人自古希腊起就适应了论辩的传统。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令人起敬。“礼仪之争”不是欧洲人与中国人争论，而是西方人自己在争论，中国人则认为是“内讧”。在欧洲，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恰恰是从耶稣会士的介绍中看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不可混淆，而不是如同耶稣会士那样将二者等量齐观。学术争鸣给欧洲带来的好处大于中国。在看到二者差异的人中，有些人转而仰慕中国文化（如伏尔泰），有些人却攻击中国哲学（如马勒伯朗士）。然而，恰恰是这些“站在大门外议论人家家里事”（康熙语）的人确有真知灼见。哲学家们也认为孔子的学说与基督教不同，不过他们不是以此为出发点去否定孔子的学说，而是以孔学作为启蒙运动的旗帜，实行“全盘东化”。因此，在宗教活动家方面，大多数人反对耶稣会士，而在哲学家方面（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大都为耶稣会士辩护。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如果立足于“求异”，即指出二者的差异，进而改造、重塑既有文化，或许对民族更有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德国的赫尔德在《中华帝国的基督化》中称赞耶稣会士说：“为了这场‘礼仪之争’，罗马教廷多少次地召集主教会议（会议！外国人总那么集思广益！），中国朝廷有多少次地密谋（密谋！多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一切事理都源于孩子般的顺服！……他们的所有文字、格言、所有的经典、所有的家庭内部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统统都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那种厮守于自己的土地，受祖宗遗留下来的传统束缚，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种情况或许还将千百年地存在下去。”受祖宗遗传束缚的古代中国人唯上、唯书、唯古，不知争论。他还说：“在中国，罗马人自然敌不过那古老永恒的帝国传统。罗马教皇的权力敌不过中华帝国皇帝这位天子的威力。皇帝的寥寥数笔诏书就了结了这场官司……在中国，就享有自由而论，基督徒不及犹太人和穆斯林。”然而，这同一个赫尔德在《中国》一文中又说：“（中国）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这一观点正合吾意。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争论，故技术、商业进步不大。中国的农耕民居仍停留在秦砖汉瓦时代，几乎没有进步，近代改革开放才解放了农民吃饭问题。他又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比如同解放前比，同17年比，同“文革”时比，同几千年前比——本文作者注），这是地球上一个闭塞的民族。”我认为闭塞的显著特点是缺乏竞争和争论。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对中国的宗教评价不那么高。他说：“中国人在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并不需要和‘最高的存在’有这样的联系，因为这样的联系已经包罗在教育、道德和礼制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和行政当中了。天子是一国之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结果，宗教在中国简直是‘国教’。……我们所谓的宗教……人们便从他和国家的关系中抽身而出。终究能够在这种退隐中使得他自己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中国……宗教并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因为真正的信仰只有潜退自修的个人……才能具有。在中国，个人……是依赖自然界中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黑格尔说，因此，天只是‘自然’的意义。他说：“耶稣会士顺从了中国的称呼，把基督教的上帝叫做‘天’，但他们便被其他基督教派控到了教皇那里。”黑格尔并指出，中国宗教中的“天”，通常与皇帝本人有关。如说“真命天子”。西方的国王断无“君权神授”、“替天行道”一理。“中国宗教还有以人事影响天然的那种巫术的成分，就是认为人的行为绝对地决定了事情的途径。”中国的人治源于此。他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神性”。黑格尔认为宗教应当是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内，专事想象它自己的主要性质，它自己最内在的存在！因而，中国皇帝还操持“天”的各种职责。皇帝成了皇天后土的立法者。在中国，神灵的庙宇多得不可胜数。“这种情形是由于缺乏内在的独立性而起，结果，便造成了和‘精神’自由恰巧相反的势力。”黑格尔的结论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没有精神性。”总之，中国人的迷信是极深的，西洋传教士深深触动了中国礼教，未尝不有益于中国。缺乏精神性有时也缺乏争鸣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