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意义：从“礼仪之争”看基督教学术争论(8)
2015-11-20 01:00
导读：谢和耐这样理解中国人的“天”：敬天乃国家事务一部分，“基督教的信仰关系到一种人格的和超越宇宙的纯精神的上帝，相信在人类不能把握本身命运的
谢和耐这样理解中国人的“天”：敬天乃国家事务一部分，“基督教的信仰关系到一种人格的和超越宇宙的纯精神的上帝，相信在人类不能把握本身命运的下界与全然不可同日而语的‘彼岸世界’之间是对立的。相形之下，中国人的天是一个融俗事与宗教为一体的概念。而对基督徒来说，‘天’字纯粹是上帝与天使以及天国及其选民的隐喻，不象中国人那样，含有多重意思：既是神灵的，又是自然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宇宙的。”中西对比应当立足于求异，而不是存异。
传教士们为了一个良心上的问题争执不休。这种探求真理的精神委实可敬。康熙、雍正简单禁教，固然进入了“后宗派时期”，但也从此没有了探求真理的热忱。据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归根到底是“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争鸣，而“无产阶级香花”又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毒草”生长，因而结果便只能是“无产阶级”一家独鸣。宗派纷争好，还是一人独鸣好？中国基督教新教原本是教派林立的，后来成了“一种”宗教（与天主教、道教、佛教并峙的独立一教）。宗教从宽容变得不宽容。爱的宗教成了“恨”的宗教。爱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别人。宗教居然也倡“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使人有点纳罕。“礼仪之争”贵在“争”。争论的精神渗透到华夏文化中。“争”是社会文化的动力，百舸争流、百鸟争春、百兽争雄。
三百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礼仪之争”，在现代中国重新受人注目，是因为开放的中国的确再次碰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差异。近年中国学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几百年前学者的冷漠及几十年前的僵化思维有所不同。李天纲先生专著《中国礼仪之争》是这方面的翘楚。他一扫上世纪60-80年代的沉闷和浮泛空气，把“礼仪之争”当作历史文
化学术问题详细挖掘整理。近年来国门大开，开放的概念不止是经济的，更包括文化宗教。关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最近几年比较显著的译著有：[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其中第19、20、21章讨论“中国礼仪之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下），钱林森译，就是同一本书不同译本。艾田蒲即安田朴）；[法]维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