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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及其伦理意义((4)

2016-02-29 01:00

但当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把最终的arche规定为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的时候，或存在之所以成为形而上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乃是因为它才是最终的arche的时候，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即：arche与on（存在）的关系问题。Arche与on，究竟是谁来回答谁？arche还是on（存在）才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词汇？究竟对arche的追问（它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对存在的研究（本体论）才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如果说，存在之所以在后世哲学中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恰恰是因为它被视作了真正的arche，那么显然，对arche的追问要比对存在的追问更根本、更一般，形而上学要比存在论更基本、更一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在中西哲学（思想）之间——来思考现代哲学的困境。如果存在论——由于其与西方语言本身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真的只为西方哲学所独有，那么形而上学是否也仅为西方哲学所独有？或者相反，作为对本原、本原、根据的追问，形而上学乃是一切人类思想（无论它是否以“哲学”之名）不可逃避的共通命运？如果真的如此，我们能否超越存在论，而在形而上学这个更一般的层面上展开中西思想的对话与交流？但是，如果，如果对arche的追问，对本原、本原、根据的追问，最终又不得不回到存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最终的arche只能是存在，如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或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根据问题的区域最终不得不回到Dasein之生存的“超越”，[25]就是说，如果形而上学最终不得不回到存在论，那又怎么办？但事情又真的如此吗？根据问题真的必须回置到存在问题？形而上学真的必须回置到存在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至少勒维纳斯就开始试图对存在论与形而上学进行区分、剥离。但我们这里只能提出而无法展开这个问题。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IV．作为原则的本原[26]



如果说，在古希腊arche的含义无论怎样嬗变都还始终保持着本原、肇始这样一种基本的含义，那么随着被拉丁化为principium，这样一种开端、肇始的意义就逐渐让位于它的另一种基本含义：统治、宰制。Arche变成了principium，本原变成了原则。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转变。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当我们说arche同时也是telos的时候，意味着由它肇始的是一个变易的过程：向着telos生成的过程，或不如说是这个telos逐渐实现的过程。虽然arche作为被先行视见的telos，因此作为eidos，自身似乎是超时间的，永恒在场的，但它所开其端的却是一个时间性的生成变易的过程：arche是一个生成变易之过程的arche。但现在，当arche变成principium时，它所起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肇始一个变易过程，如在人类制造领域中所经验到的那样，而是提供一种原则和基础。与它相对的也不再是一个时间性的变易过程，而是一个等级秩序：principium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说明一个变易是如何发生并向何发生，而是说明一个秩序如何可能。

这种变化如何可能？arche如何可能从一个肇始的动力、目的变成了一个静止的原则？这也许是因为，人们经验arche的领域已发生根本的转换了：如果说在古希腊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们主要是在人类制造活动的领域中来经验arche；那么在中世纪——这里首先是中世纪——人们则主要是在一个已经被创造出来的世界的等级秩序中来经验arche。这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秩序的被造世界。秩序如何可能？秩序来自原则：持久的原则制造了秩序，[27]而且统治着秩序。在古希腊那里，arche是变易的原因；而在中世纪这里，principium（原则）则是秩序的原因。“Arche—变易”模式被“principium—秩序”模式取代了。在这个“原则－秩序”模式中，时间被遗忘了，生动的变易过程凝动了，Arche中的肇始、发端的含义也为统治、主宰含义所取代了。Arche纯粹成了一个国王、一个统治者。“为了把思辨的目光凝固于作为纯粹的regnat、作为由一个‘国王’所拥有的支配与统治的本原（origin）上，它（中世纪的本原理解——引者）丧失了把本原视为开始、视为诞生事件的洞见”。[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