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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及其伦理意义((6)

2016-02-29 01:00
导读:最后,这个作为原则/本原的arche,总已经是一个现成化的arche。它自身的发生、生成,它自身之如何可能,自亚里士多德甚至从柏拉图以来就一直没有得到


最后,这个作为原则/本原的arche,总已经是一个现成化的arche。它自身的发生、生成,它自身之如何可能,自亚里士多德甚至从柏拉图以来就一直没有得到追问,被追问的始终是它究竟是什么。从柏拉图的理念到亚里士多德的作为纯形式、纯粹在场的神,到中世纪的神圣实体,一直到近代的作为先验自我的主体,所有这些曾经的原则/本原都只是一些现成化的“什么”,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都只是一些存在者。

但是正是这样一些现成化的“存在者”,却成了最终的、最后的、最高的原则,乃至“原则的原则”。这个最高原则亘古不变,统治一切。它是衡量一切善恶、是非、美丑、进步反动、对错的最后的准绳。即使到今天,人们仍在寻找这最后的诸原则的原则,在各个领域里:政治、伦理、经济、宗教等等。人们到处在寻找着所谓的“金科玉律”(伦理学里的所谓“金规则”),所谓的“普世原理”。人们争相宣称自己发现了这最后的原则,并因此以自己为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但是,并没有人怀疑这个原则本身究竟是否真的现成存在。于是,人的不断出离自身、绽出自身的生存、不断当下涌现着、缘起着的活生生的生存,那不可主题化、不可现成化的生存,乃至涌现着、缘起着、源起着的(ursprunglich)的世界,在最后竟都被一个现成的存在者——某一个作为原则/本原的arche——主宰着、统治着,衡量着、判断着。于是生活、生存、世界、时间,从根本上就被封闭了、窒息了,未来因此在本原处就已被封死了,他者从起点上就被抹去了。这是一种没有绝对未来意义上之未来的生活-世界。这种在本原处对未来和不可同化的他者的抹消,是一种本源的暴力,原暴力。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火刑,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是要从根本上、从起点上、从本原上抹消作为绝对他异性的他者,以维护一个唯一的、纯粹的本原-源头-根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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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德里达,看德里达如何解构这种传统的本原形而上学或传统形而上学的本原观。





二、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及其伦理意义



I.德里达对传统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



完满无缺、自身同一、唯我独尊,既是本原又是目的,不生不灭,永恒在场,是衡量、裁判、统治一切是非、美丑、善恶、进步反动的终极根据、原则和统治者——这就是传统本原形而上学对本原的理解。德里达的解构所要针对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对本原的传统理解,以及以此种本原观为基础的传统形而上学。然而,德里达究竟如何解构?

如果要想深入具体地了解这种解构究竟是如何进行的,那就必须去诸个重构德里达的解构个案:对柏拉图的解构,对亚里士多德的解构,对黑格尔的解构,对胡塞尔的解构,对海德格尔,对索绪尔的解构,对塞尔的解构,对弗洛伊德的解构,等等。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此我们只能满足于从整体上对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作一些提示,尽管这些提示不可避免地因此是粗略的。



策略之一:本原的替补化

虽然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替补就已经得到某种思考;[35]早在卢梭,替补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替补”之真正成为一个哲学话题或一个问题,是自德里达始。但一说起德里达对“替补”的思考,人们往往立刻把它与一种文学批评联系起来——这也难怪,德里达讨论替补的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他在《论文字学》中对卢梭的《忏悔录》中所涉“替补”现象的解读,而《忏悔录》又往往被看成是一部文学作品。我们这里姑且不说,对文学的解读同样可以是哲学的;我们只需指出一点,德里达不仅在《论文字学》里谈到了替补,而且在《声音与现象》中同样谈到了替补——但这一点却往往被忽视了,即使是在讨论《声音与现象》的文本中。然而,恰恰是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关于替补之思考的哲学意义才比较纯粹的显现出来。我们强调这种思考的哲学意义,是因为在那里,德里达明确地是把替补与本原联系在一起来谈,而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关于本原的思考(追寻)。《声音与现象》集中讨论“替补”问题的是第七章:该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本原的替补”。如我们前文所说,这样安排并非偶然,它恰恰透露出了德里达的用心所在:《声音与现象》正是对传统哲学的本原问题的解构,更具体地到这最后一章,乃是对传统形而上学之本原/替补结构的解构。何谓本原/替补结构?它是传统形而上学对本原与替补之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替补总是某种本原之替补,或对本原的替补。相对于本原,它总是后来的、补充的、派生的和替代性的。也因此,它似乎总是被奠基之物,总是较少真理、有所欠缺之物,总可以被还原掉,或被还原到它所替补的本原那里去:比如在柏拉图那里,感性世界之于理念世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文字之于言语,言语之于思想(这条思路以有所变化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卢梭和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索绪尔那里);在卢梭那里,文明(教化)之于自然;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之于潜意识;在胡塞尔那里,再现(想象)之于呈现(感知);等等。整个传统本原形而上学,几乎无不笼罩着这样一种本原/替补结构。而且,传统形而上学的最终任务,似乎就是要通过、穿过这各式各样的“替补”去追寻那被遮盖了的“本原”。显然,在这样一种本原/替补结构中,本原是本原,替补是替补,二者界线分明,而且具有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但是,在德里达看来,本原与替补之间的关系却并不那么简单,那么可以轻而易举地了断。比如,在自亚里士多德至卢梭、某种程度上的索绪尔与胡塞尔的哲学传统中,一直认为存在着某种作为“本原”的前表达的意义层,然后首先是话语、其次是文字(这二者都是“符号”)作为它们的替补对它们进行表达。但是,德里达经过细致的解构后得出结论说,作为“本原”的意义本身也已经以源初的差异运作(他称之为“原差异”)即延异为可能性条件了,而这种“原差异”又正是他所说的“原文字”(有时就说是“文字”)。因此,最终,作为“本原”的意义反倒依赖于作为“替补”的文字:意义本身已经(甚至首先)是“文字”——作为原差异的文字,作为书写可能性的文字。所以德里达的“文字学”的意义就绝不仅在于对所谓语音中心论的颠倒,而在于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本原问题的解构。[36]德里达自己就曾明确地说:“文字问题正是伴随着对本原之价值的质疑而被打开”。[37]由此推广来说,自柏拉图以来,一直作为意义本原之替补的符号,在被改写为符指游戏后,反倒成了本原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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