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1)(3)
2015-09-17 01:15
导读：学者们还对铁路外债作了个案研究。王致中通过分析清政府在津沽铁路筹资过程中的政策变化，认为 " 以外债形式的外资进入中国铁路市场，迟早势所不免
学者们还对铁路外债作了个案研究。王致中通过分析清政府在津沽铁路筹资过程中的政策变化，认为 " 以外债形式的外资进入中国铁路市场，迟早势所不免 "[34] 。高志斌、王国平考察了中英沪宁铁路
借款合同的曲折订立过程，认为中国借债筑路的历程几乎就是主权与利权外丧的过程 [35] 。文恒益论述了湖广铁路借款的过程与得失。他指出， 20 世纪初的湘、鄂两省资产阶级还不具备自筑铁路的经济实力，借债筑路是符合引进外资原则的 [36] 。姜新则对 1908 年签订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予以评析，认为它争得了部分路权，是近代借债筑路的重要转折点 [37] 。
铁路外债之外，一些学者还论述了其他方面的外债问题。潘家德对晚清军事外债作了总体探讨。他指出，清政府共借军事性外债 58 笔，总额为 10350 余万两，这些外债具有反动性与进步性双重性质， " 体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主权社会的 时代 特征 "[38] 。金普森分析了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及以后举借外债的情况，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及战后勒索赔款，是近代中国外债产生的最主要根源 [39] 。马陵合以左宗棠西征借款为例，透过军需来源由各省关协饷转为举借外债的事实，论证了晚清借用外债的必然性 [40] 。方小芬、曹均伟对清末新政期间实业性外债的举借作了量化统计。他们指出，清末十年中，清政府共借实业性外债 48 笔，其中铁路借款与汉冶萍借款合占其总笔数的 79% 左右 [41] 。徐长青、叶如针简要叙述了清末举借的三笔电信外债 [42] 。
近年来，学者们对内债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周育民全面考察了晚清国内公债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对其内在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他指出，清末内债的发行大都为了抵制外来侵略或举办 " 新政 " ，举借内债方式的采用本身就使其财政手段与财政观念具有了进步意义。至于发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则应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和清政府自身的腐败两方面找原因 [43] 。蒙永乐对晚清三次国内公债的发行过程、社会影响及失败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晚清政府举借内债是一次大胆而有积极意义的尝试，但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和财政金融危机，未能阻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进程 [44] 。
内债的个案研究方面，朱英介绍评述了 " 昭信股票 " 的出台背景、详细章程、社会影响以及失败原因，认为其发行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 [45] 。胡宪立、崔鹏飞等人亦对 " 息借商款 " 和 " 昭信股票 " 的发行情况、失败原因及双重作用作了探讨 [4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刊布了 " 爱国公债 " 有关史料，包括其章程、施行细则、奖惩规则等原始材料 [47] 。
公债而外，学界着笔较重者是通货膨胀问题。张国辉对咸丰朝通货膨胀政策的财政背景、实施过程及其严重后果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发行官票、宝钞和铜、铁大钱是清政府企图在财政上延续统治的救命稻草，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物资奇缺，民生困窘，社会动荡，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48] 。宋秀元简要叙述了咸丰朝的纸币发行情况，认为当时多数地方督抚对钞票发行持阳奉阴违态度，加之各界人士不愿使用，致使纸币信用日降，终告停发 [49] 。赵蕙蓉和宫玉振都对咸丰朝北京地区的通货膨胀情况作了论述，认为京城通货膨胀政策的实施使白银在支付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其失败直接 " 促使风雨飘摇的财政走向全面崩溃的边缘 "[50] 。
公债和通货膨胀之外，学者们对印花税的研究也日渐丰实。传统观点认为，印花税在清代并未实施，直至 1913 年才正式开征。近几年来，学者们钩沉史海，不断提出新的看法。项定才爬梳大量历史 文献 与档案后指出，中国最早开征印花税是在清末的 1909 年，绝非往常所言的 1913 年 [51] 。李玉通过探究晚清印花税创行的源流，对项氏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晚清时期曾于直隶两次试办过印花税， 1909 年仅是政府饬令全国开征的时间，而非最早施行的时间 [5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有关印花税产生背景、试办时间、税票印制、推行结果等馆藏档案资料予以刊行，证实清末的确试行过两次印花税 [5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