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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支撑点

2017-03-02 01:11 1998年开始，面对日益严峻的增长压力，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但现在看来，这些政策没能阻止住经济的继续下滑，即使考虑了正常的时滞因素，政策效应仍然不容乐观。对此，人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和假设。我们认为，由于市场经济下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一种公共行为，因而作为政府经济行为集中体现的财政是否公共化，是否是具备基本框架的公共财政，是直接间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大小的关键所在。据此反观政策效应未能如愿的原因，公共财政的构建进程慢于市场体系构建的要求，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要确保我国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运行，经济运行的日益市场化必须伴随着财政的公共化过程。　　一、宏观调控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责所谓公共财政，指的是为弥补市场失效、向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或其它形式的经济行为。　　市场失效即为市场难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或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由于这些失效状态是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对资源予以基础性配置的前提下形成的，因而也就成为市场行为所无力弥补的失效，只能依靠诸如政府财政等的非市场性手段来解决。　　其中，以萧条与繁荣不断交替出现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便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典型缺陷之一。因为早在以自由竞争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初期，这一周期性的循环就存在，只不过，那时的循环期限较长，波动幅度较小，不仅难以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的成长构成致命性破坏，恰恰相反的事实是，以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为特征的周期波动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淘汰落后和推动技术革新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似乎成为市场经济机体新陈代谢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积极效能的释放过程。这种情况下的市场也就暂时不可能对政府及其财政行为提出弥补失效的要求，反而以不干预的自由放任为最高原则。但经济周期波动并不因此而有任何丝毫的减弱，相反，作为潜在的和病灶一直隐伏在市场经济成长的背后。　　以宏观经济运行紊乱为突出体现的这一隐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明显并严重起来，也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西方经济的波动周期开始显示出期限愈益缩短，波幅愈益扩大，影响愈益加深，破坏愈益严重的态势，最终导致了本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　　“大危机”清楚地表明了，宏观经济动荡已成为对现存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致命威胁，政府及其公共财政对此再也不可能听之任之了，必须采取行动去弥补这一日益频繁的市场失效。　　正因如此，西方各国政府先后被迫放弃了传统的经济不干预主义，纷纷转向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尤其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予以强有力干预。 经验表明，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是直接有利于整个市场的稳定运行的，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成为政府为市场提供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公共服务。　　与此相适应，20世纪的西方政府大规模扩张了活动范围和，传统的“小政府”和“小财政”的主张和政策被“大政府”和“大财政”取而代之，政府财政的规模及其公共性也就更加突出，财政政策作为经济与生活的主要工具走到了政府宏观调控决策的最前台。　　在这一世界性背景下，我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模式，显然是政府主导和干预型的，即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平抑市场运行的周期波动应成为我国财政的基本职责。但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是，我国是一个处于不断改革开放的转轨型发展家，这也就决定了目前财政政策运作的如下特点及其决定的指导思想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必须在市场的基础上，以市场所要求的范围为财政政策措施设计与作用的最高限度。因为不同于传统计划划经济体制的是，2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有了很大进展，市场因素得到了全面培育与成长，市场体系日趋健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经济下滑与萧条，已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供给约束型短缺问题，而是需求约束型的“过剩”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运作必须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出发，不能继续沿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与政策措施框架，必须认识到财政行为的非市场性，只能以其非市场行为去弥补现行经济中的不足，不能包办市场活动甚至从事市场性的盈利行为，市场中的主要问题还是应由市场自我解决。　　其次，财政的非市场性资源配置对于当前抑止经济下滑、走出困境以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更加突出。当前的经济萧条意味着从整个社会来看，配置于市场领域的资源和要素已经相对饱和，从而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可以将部分资源和要素从一般性竞争领域撤出，转投到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等非充分竞争领域。这对于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而言，不仅事关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大小问题，更关系到今后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通过财政政策对市场“过剩”资源的直接配置，将会大大改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严重滞后状态，况且，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确实到了依靠基础设施大量投入来带动的阶段。　　第三，当前财政政策的运作不可能是纯西方式的公共财政思路。我国作为一个体制转轨型国家的典型特征就是，不仅市场因素在成长，计划因素也还顽强地存在着，经济尚未真正全面市场化，财政尚未真正公共化。这决定了在设计我国目前财政政策措施时，应考虑到面对的是还很不健全完善的市场，因而不可能使用完全公共化的财政手段，更不可能照搬西方现有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