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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风险的理论思考及实证分斩

2017-08-24 06:51 　一、财政风险的　　笔者认为，必须从资源配置、产品分配、财政资金的具体管理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分别财政的核心风险、分配性风险和磨擦性风险，才能全面认识财政风险。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笔者严格假定货币币值完全稳定。　　（一）财政的核心风险。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的，资源配置要体现效率的原则；只有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社会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才能从根本上为财政的健康创造条件。财政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渠道，如果通过财政配置的资源是不合理的，则必将带来效率损失，笔者认为，这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财政风险，即财政的核心风险，其效率损失的具体数量就是财政的核心风险的量化指标。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财政的核心风险及其量化在理论上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假定社会上只有“财政”和“私人”两者，“税费”的收取将“税费”缴纳者的实际效用获得能力，“税费”缴纳者将因此产生负效用：“税费”缴纳者在消费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时候，将会获得效用；当“税费”缴纳者的边际“税费”负效用等于其消费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时，祠：会的资源在财政和私人之间的配置达到最优化，此时的财政规模为最佳规模。财政资金的规模过大或过小带来的效率损失，就是财政的核心风险。可以认为，如果财政的核心风险非常小之时，财政总体上就不会有风险；而财政的核心风险比较大的时候，财政的平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二）分配性财政风险。在财政部门（指大的财政部门概念，即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财政部门和私人部门内部也将进行财富的合理配置。财政部门内部横向和纵向的资源分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形成财政的体制性风险；私人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不合理，将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从而导源于私人部门内部的分配性财政风险。　　一是财政部门内部的分配性财政风险由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构成。其横向风险可以表示为财政行政管理单位和其它各类财政性资金管理单位之间的资金配置关系。财政资金的横向合理配置，意味着这些财政资金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其效率的增加就是财政支出压力的减少量；反之，就是财政支出压力的增加量；财政资金的横向合理配置规模取决于各个横向财政资金使用单位职能的合理确定，而且合理的标准是这些单位提供的边际公共产品效用相等，从而这些单位提供的社会总公共产品的效用实现最大化，相应的财政风险就为0.同样的道理，其纵向风险表示的是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财力划分关系；如果财力得不到合理划分，则会产生资金使用效率损失，这些效率损失必将反映在财政收支的压力上；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划分必须以中央和地方的职能为基础，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提供的均为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这又为其职能划分提供了一个科学标准；凡因为没有符合公共产品层次性配置纵向财力造成的效率损失，就是纵向风险。这样就可以出财政部门内部分配性财政总风险的实际规模了。　　二是导源于私人部门的分配性财政风险相对比较容易界定。根据N·卡尔多和M·卡莱茨基的分配理论，随着要素比重的不断加大，市场分配天然具有不利于社会公平的特点，为了保证社会稳定，这就必然要求财政提供转移支付。由此而带来的新增财政支出数则为导源于私人部门的分配性财政风险。其具体确定可以通过三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是根据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确定社会的实际公平状况；第二步是通过收入约束下的社会总效用最优化理论，假设社会只有高收入者A中等收入者B和低收入者C三人，在满足MUA=MUB=MUc（三者的边际效用最大化条件）时，就可以得到社会合理收入结构；第三步是根据前两者计算出社会最大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笔者的理论分析只是为国民收入在导源于私人部门的分配性财政风险的推导提供思路，具体的情况远不会有如此简单，具体采取何种转移支付规模，要根据实际确定标准。　　（三）磨擦性财政风险。由于这一层次的财政风险是在资源配置格局和财政性资金管理体制确定后产生的，因此其产生机理类似机器运行的磨擦损耗，故称之为磨擦性财政风险。由产生原因区分，磨擦性财政风险总体上可以分为技术性和社会性两大类。　　一是技术性磨擦风险。所谓技术性磨擦风险是指财政性资金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实际执行者出现差错等原因，导致财政资金管理低效率而使原有的资金规模难以满足实际支出需要而增加的财政支出。这主要体现在税收征收的低效率、财政资金的拨付低效率、财务制度不健全等方面，那些出纳和人员勾结套用财政资金的案件，笔者认为，均属于技术性磨擦风险。这一指标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年度如有变化，结合实际调整也比较方便。　　二是社会性磨擦风险。所谓社会性磨擦风险是指由于“设租、寻租”等腐败方面的原因带来的财政性资金损耗。和技术性磨擦风险一样，这一指标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年度如有变化，结合实际调整也比较方便。　　（四）财政总风险及其层次关系。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假定财政总风险、财政的核心风险、分配性财政风险、磨擦性财政风险分别为GPFR、PFR1、PFR2、PFR3，则GPFR可以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测算：　　GPFR=a a1PFR1 a2PFR2 a3PFR3 （1—1）　　通过式1—1，我们可以得到GPFR.如果要测算我国这种尚未完全市场化国家（实际上完全市场化只是一个理想而已）的财政总风险，可以将国有、国有银行、外债等财政或有负债的因素假设为PFR4，则我国的GPFR可以表示为：　　GPFR=a a1PFR1＋a2PFR2＋a3PFR3＋a4PFR4 （1—2）　　根据式1-1和式1-2，我们又可以提出一个重要工具或理论，即财政风险的层次组合：设：　　Ro=PFR1——（1—3）　　R1=b blRo b2PFR2——（1—4）　　R2=c c1R1＋c2PFR3——（1—5）　　R3=d d1R2 d2PFR4——（1—5）　　以上等式的参数可以在实际建立模型中确定，这并不影响其可以确定财政风险的层次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量的关系的功能。财政风险的层次组合，在实际运用中具有三个优点：　　一是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简洁的财政风险表达式。成熟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其概括性方面，财政风险层次划分的简洁特点，使之便于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广泛使用，正如“货币层次论”关于Mo、M1、M2、M3等的划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一样。　　二是为财政风险的分析提供一个操作性较强的工具。现有的财政风险指标体系中，宽口径风险的比较杂乱，窄口径风险的内容则过于简单，理论上又说不通。而以R0、Rl、R2、凡来划分财政风险，则既可以从总量上把握财政风险，又可以比较准确的确定风险的所在区域，也可以根据需要比较方便地进一步确定财政风险的子区域，各个风险的质和量之间的关系也清楚明了。　　三是使防范财政风险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具可行性。由于财政风险的总量及其具体分布比较清晰，因此，防范财政风险的政策就可以“有的放矢”或“对症下药”了，政府制定的复杂性就可以因此大大简化，“空调”、“误调”等政策风险也可以因此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