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8)
2017-09-05 01:25
导读：注释： 解释的改革进程，至少需要近20年来向市场过渡的全过程，并且最好能够追溯到计划经济体制最初在中国的确立，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方面
注释：
解释的改革进程，至少需要近20年来向市场过渡的全过程，并且最好能够追溯到计划经济体制最初在中国的确立，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学者已经作出了一些尝试。林毅夫等人（1994）对计划体制的起源给出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解释。他们谈到，计划体制在中国的确立，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国家追求赶超战略的产物）。周其仁（1994）以建国以来中国产权结构的变革为例，说明了有效的产权可以通过各种力量和国家之间的博弈产生。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强调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国家能力中的重要性，以及财政压力对国家维持其合法性的重大挑战。我们在国有的一篇论文中（1996）也已经指出，财政困难是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的终极原因。
人口压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义理性尤为重大。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某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即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利。比如Granick（1987）提出，在苏联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中，工作权利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已经指出，人口过多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大。他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人口过多会影响经济增长；其二，人口过多会增加对福利以及就业需求的压力（马寅初，1979）。给我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著。
在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中，我们很少看到对财政压力和国家义理性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马斯格雷夫仅把财政成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即市场经济对应（马斯格雷夫1969）。Wildavsky（1964）和Niskanen（1971）讨论了过程中国家预算的形成及管理，但他们的侧重点都放在了对官僚行为方式的考察上。Brennan和Buchanan（1980）强调课税的权力要在立宪层次上讨论，但他们始终站在选民的角度分析。O’Connor（1973）声称要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剖析财政危机对国家义理性的影响。他的观点在经济学之外（主要是政治学界）才引起较大的反响。学家，或是经济学家在历史的时候，则常常对财政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保罗·肯尼迪（1988）在谈到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时着重谈到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压力迫使国王们改弦易辙，图谋改革。Tilly（1975）等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为全面和有说服力。金德尔伯格（1985）和诺斯（1981）都谈到了面对财政压力，英、法等国的不同改革措施对其后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8）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财政和国家义理性之间的关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在国王们力求缓和财政危机的过程中，国家不断退出已往的特权领域，创造了新兴财富的新兴组织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这就是民主制的起源。这似乎可以说明，民主制的出现是治国者自利行为理性化和长期化的制度努力（Olson, 1993）。同时这也有助于说明，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
读者不难发现，以下的讨论大体上是以近代民主政体为主要背景的。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已经感到，以既有的公共选择和
政治学理论研究其它政体存在诸多困难。我们对此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即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必须在已有的理论上有较大的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国家的义理性来自其所实现的公平和效率。近似地说，公民往往更注重公平原则，而官员则会从国家的行政效率判断其义理性程度。
值得提出的是：（1）一党制下的官员体制与多党制下的官员体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一党制下，还必须考虑意识形态和党纪对官员的约束；（2）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它们的身份是双重的，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也部分地承担“治国者”的某些责任（因此它们也关心自身的某种义理性），另一方面，它们也包括在国内的官员体系中（因此其某些行为会较多地符合官僚行为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