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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负担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2017-09-28 05:18
导读:财税论文毕业论文,农村税费负担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怎么写,格式要求,写法技巧,科教论文网展示的这篇论文是很好的参考: 提要: 本文认为,税费
提要: 本文认为,税费负担过重不是造成缓慢、农民收入下降的根本原因。农村的症结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的失误。因此,为彻底解决问题,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并同时构建合理的财政体制与税费制度。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尝试、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却是“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效果不甚理想。现阶段“并税式”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地方负担出现了反弹,似乎陷入所谓“黄宗羲定律”陷阱。实际上,农村税费负担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农民收入与政府税费。那么,究竟是农村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下降,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过慢导致税费负担加重?抑或是隐含着其他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失误。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一般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2002年世界银行曾对50年来其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性回顾,其时林毅夫发言指出,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目标。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全国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价格弹性也低,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很多,以致“谷贱伤农”。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和别国实践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增加靠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农业人口。1985年到1990年初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此后则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大量的农民工的需求,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离乡的就业机会。近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阻塞,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也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如果要有比较合理的增长,则“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必须在城里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4%,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64%.农村人口比重10年降一成,速度缓慢。  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一是解决农民户籍问题。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我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应该受到歧视。二是解决土地问题。可在农村实行永佃制,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可有偿转让,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而这类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投融资困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促进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政府在财税政策上也应给予中小企业大力支持。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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