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资本变迁对乡村治理绩效研究(4)

4、乡村社会自组织的积极效应

1978年后，政府对乡村社会控制有所松动，农村经济模式的市场化转变，传统政治文化的渐趋复兴等一系列因素都为孕育乡村自组织团体提供了胚胎与温床。乡村社会的自组织在传统的共青团、妇联等“官方”组织外，培育出大量的专业化经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公益性组织及文化组织等。譬如，各类专业化经济合作组织、乡村文化社团、乡村公益性组织等等。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调研后，认为诸如工厂和各类经济组织的生活体验是培养公民现代性的大学校。[7]工厂等各类经济组织的生活体验可以提升公民的效能感、思想的开放性、个人素质修养以及信任感等。各类专业化经济合作组织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提升公民技能和素养的“有力环境”；农村文化社团可以满足乡村不断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培育积极的乡村新文化建设；各类乡村公益性组织不仅可以使乡村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同时也可以塑造乡村良好的信任机制、社会文化氛围等。因此，这些组织不仅可以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资源，也可以强化农村社会的规范化程式。

5、乡村黑恶势力的消极作用

乡村社会黑恶势力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农村重新显现并滋生蔓延。一些地方的农村黑恶势力通过威胁贿赂、资助捐赠等各种手段或拉拢干部或猎取政治资本，掌控或影响乡村权威，侵蚀乡村治理，渗透基层政权，践踏民主法治。还有一些地方农村黑恶势力采取各种违反行规和法律手段参与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从事非法经营，阻碍农村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发展。有学者认为，中国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的现象，乡村干部为了完成各种“任务”，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吓和强迫农民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十分严重，黑恶势力进人县乡政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在少数地方，村民自治制度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导致黑恶势力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合法”地进人基层政治社会组织。在这些地方，村委会的选举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乡镇领导“主导”的，甚至是由黑恶势力控制的。例如，某村康某本来是村里的一个地痞，利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机，通过给镇干部送礼和动用黑恶势力来控制村委会选举，窃取了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他掌握村委会权力后，就把村委会的财力和人力用于其黑帮的发展上，致使村基层组织失控。

三、规范与秩序：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现代性的社会资本生成与发展有助于削减社会的等级观念意识的行为规范，增强公民社会的内生能力，降低乡村社会治理的成本。强化乡村社会资本积极效应，削弱其消极影响，积极培育农村现代性新型社会资本是提高乡村治理效绩的重要途径。

1、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彰显乡村治理的法治性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予以摧毁。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资本传统性因子的再生与异化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巨大的消解和腐蚀作用。因此，必须从制度规范和社会秩序层面加以改造和重构，其重要途径就是社会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历史发展实践证明，民主与法治是消解社会资本负效应和强化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对此，政府应积极推进国家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进程。首先，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和民主政治建设。从制度设计看，时下的乡村治理呈现出“治理原则与宪政原则相悖”事实。有学者认为，农村基层建设“还没有导致宪政意义上基层政权的产生，就是说它并没有建立起基层权威和村民的现代关系。”[8]这种“治理原则”与“宪政原则”的背离，使村民自治处于一种非常尴尬、两难的境地。这样的制度设计为农村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孳生蔓延的温床和胚胎。其次，建立健全法治社会。农村社会资本是一种农村社会文化网络。其作用的显现更多地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网络。衡量一个社会机制是否健全与完善的重要标准是社会资本常态下的制衡与失衡下的有效社会救济。因此，销蚀农村社会资本给乡村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建立健全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