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9年的沪总商会风潮(3)
2016-04-21 01:02
导读：利用商人组织原则，1929年3月，上海商民协会指出：北伐成功训政开始，民众运动受党部和政府的领导，而商民的组织训练缺乏统一明确的方针，各省市县
利用商人组织原则，1929年3月，上海商民协会指出：北伐成功训政开始，民众运动受党部和政府的领导，而商民的组织训练缺乏统一明确的方针，各省市县商民协会与商会并存，纷繁错杂，无从领导。中常会通过的《商人组织的原则及系统》暨商民协会组织条例，指出商民协会与商会分立并存，商会代表大商人，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人。商民同时具有两种集团力量，既难集中组织，又易发生冲突。而且大中小商人的区别难以划分，常引起冲突和纷争，所以商会必须取消。商民协会既受党的指导，商会受政府管理。在“以党治国”的主义下，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均应受党的指导，不能分两会性质，将党政分成两橛。因此更有理由取消商会。
商民协会多由国民党各地党部
辅导成立。因此在国民党内有一定背景。由于当时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复杂，反映在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纷争也尤为激烈。这种纷争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达到高潮。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商民运动统一”的问题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海市党部负责人陈德征、潘公展等向大会提交《请解散各地商会提案》，提出了解散商会的三项理由：“商会过去之历史，全由商棍操纵把持，运用其地位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冀危害党国”；商会会费过昂，中小商人无力加入，“实有背于本党全民政治之政策”；现今训政开始，“将全国所有一切商会、商界联合会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迅予解散”，以统一商民运动。3月14日，上海市商民协会决定推骆清华等人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三大通过“统一商民运动案”。《请愿书》声称：“请钧会决议商人组织应统一于受本党指导的法定团体之下”，并称上海市商会已成为“买办阶级及土豪劣绅盘踞”的“反革命”组织，取消商会是“解决二年来商民运动最大的阻力与纠纷的根源”。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上海市党部发起的这一场“统一商民运动”以利“反日工作”的行动，遭到了沪总商会的激烈反对。围绕商会的存废问题，沪总商会与商民协会和上海市党部之间展开了又一次大辩论。3月23日下午，沪总商会召开联席会议，推冯少山为主席。会议“群情激奋”，所有代表对“诬商会为土豪劣绅把持，勾结帝国主义军阀等语愤慨异常”，并当即议决公推代表“即日晋京请愿”。为表示对上海市党部的不满，沪总商会的会董闻兰亭、石芝坤、叶惠钧等先后辞去反日会所任职务。《全国商会请愿书》列举事实力图说明：商会为实际革命之团体；商会会员并非土劣及买办阶级；商会为全国内外商民正当组织；认为无论就“革命功绩”或“革命能力”而言，商民协会根本无法与商会相比，“妄言废弃归并，必致动摇全国内外人心，影响国家根本”。最后强调：“我国生产落后，民众涣散，三十年以来，幸赖商会支柱其间，稍留全国内外商民一线生机，以为对内发展工商业、对外发展国际贸易之根据。若竟锄而去之，消而灭之，则商民信仰所在，一旦无主，大乱以生。”
上海市商民协会自然不服，乃发表宣言：“当军阀时代，所谓商会，所谓商业，既为少数人、少数业所占有，资本愈大，势力愈厚，于是勾结官吏，欺压平民，造成土豪劣绅之资格。”商民协会所属各业分会也联合发表宣言，对沪总商会“自诩”的革命功绩进行反驳：“以言上海商界团体之革命精神，总商会恐居末尾，在前者有马路商界联合会，在当时有商民协会筹备会，均能不避军阀威权，努力奋斗。至言商会负担国民政府公债库券之功，则此功应属商人，不当属于商会，况以言负担公债，商会亦知北京反革命政府时代所发之公债负担者尽为商会会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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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商民协会与沪总商会争论不休时，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只好匆忙结束，关于“取消旧式商会”的议案没有了下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企图借三全大会解散沪总商会的计划失败后，重新拾起过去“商借会所”的办法，决定利用它直接控制的“救国会”(原上海反日会)向沪总商会发起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