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9年的沪总商会风潮(6)
2016-04-21 01:02
导读：对于市党部训斥的“借用外力”，沪总商会明辩：事前因害怕滋生事端，于23日备有致公安局公函，请公安局派警保护，此“实为不愿借用外力之明证”。
对于市党部训斥的“借用外力”，沪总商会明辩：事前因害怕滋生事端，于23日备有致公安局公函，请公安局派警保护，此“实为不愿借用外力之明证”。假使总商会与捕房有所接洽，则应在24日前已布置严密，岂容暴徒在24日得逞。总商会大门以外为租界，为总商会权力所不及之处，捕房采取何种行动，总商会绝对无从过问。
在“沪总商会风潮”发生后，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党部对商会大楼争执的反应也是对立的，党部发表了一份声明，指控总商会“诽谤”救国会，警告说要“严惩”商会。相反，市政府却无视党部的声明，直接命令总商会关闭商会大门，并请租界当局往该处派驻巡捕，以防再次发生暴力事件。上海市市长张群请虞洽卿出面直接与党部负责人陈德征、王延松共同解决此事。虞起初发表了一份调解性的公开声明，称这事件是一桩“小事”，“本可商量”。但第二天，他就因无调解余地，谢绝调停。
三、风潮的结局
面对愈演愈烈的风潮，国民党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早在1928年2月的国民党二届中执会四次会议中，中央执行委员、江苏民政厅厅长缪斌就提议“旧有商会商民协会等，一律取消”。此案一出，群情哗然，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响。现在沪总商会风潮发生，正好为南京政府乘机统一上海商人团体组织提供了最佳时机。
风潮发生后，上海市市长张群即着眼统一商民组织，谓“此次总商会与救国会纠纷，商民协会亦卷入漩涡，……余意宜放大眼光，将统一商民组织问题设法解决，实为根本要图”。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宣传部长叶楚伧到沪调查，决定对上海商人团体进行整改。叶表示“沪商民组织不统一，实非商民之福，中央意旨，在设法助商民统一组织，统一意志。至救国会与总商会纠纷问题甚小，商民组织若能统一，类此纠纷，自不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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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认为商会与商民协会之争，扰乱了社会秩序，因此下决心整顿“民众运动”，把民众组织工作的目标从“革命之破坏”转变为“革命之建设”。1929年5月2日，国民党中央第七次常会决议：沪特市商人团体，一律停止办公；派虞洽卿等34人为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委员。并电令沪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和商民协会，“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已由本会第七次常务会议指定，并电促即日召集成立，贵会应一律停止工作，听候整理，俾过去纷争，从此泯息，统一组织，早日全成。”5月26日，沪总商会主动向商整会移交关防、图章、案卷、簿册。6月4日，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派王晓籁、王彬彦等委员接管闸北商会。6月12日，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派顾馨一、叶惠钧、闻兰亭接管沪南商会，派王延松、成燮春、邬志豪接管市商民协会。
为了彻底解决商会与商民协会的争议与矛盾。国民党中央认为必须从法律上着手。早在1928年工商部就拟定了《商会法》，1929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商会法》，商会在改组的前提下得以留存，亦即意味着商民协会将被解除。次年2月，国民党中执委和国民政府分别发出通告撤消1928年颁布的《商民协会组织条例》，限期结束各地商民协会。
1930年6月，上海市新商会正式成立。沪总商会，这个存在了27年之久、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资产阶级团体终于为国民党的政治强权所控制。随着商会的改组和商民协会的被取消，二者之间的纷争终于有了彻底的了断。
救国会及商民协会是上海市党部操控的团体，其行动正体现了市党部的意图，其真正用意就是为了重新建立自身能够控制的商民团体。挤占办公场所，仅是其借口。在国民党三大否决“取缔商会”的决议后，上海市党部仍坚持己见，利用其党治资源的优势，对沪总商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打压。如利用国人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给沪总商会贴上失去民族尊严与立场的“亲帝”标签，以图丑化总商会在社会上的形象；又如利用掌控的舆论宣传阵地，封堵总商会向社会申辩的管道。这种行为在商民中对国民党的形象只能产生负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