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评郎咸平的“蝴蝶效(2)
2016-12-15 01:06
导读：这是对话吗？恐怕连形式平等的对话都算不上！平等的对话首先要求主体在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其次才是话语权的平等，而这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在
这是对话吗？恐怕连形式平等的对话都算不上！平等的对话首先要求主体在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其次才是话语权的平等，而这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在太多的中国人眼里，尤其是那些朴实的农民眼里，舆论所宣传的“公仆”和官老爷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是得罪不起的。目前全国各地积压的各类“民告官”案件，案件一拖再拖，久久不能宣判，迟迟无法执行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这些事实可以推翻我的观点。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和争论来看，问题同样存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最近学界正在针对香港公司财务专家郎咸平教授指责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三家国内知名在改制中有“侵吞或稀释国有资产”的事情争论不休。
在我看来，郎咸平的观点所引起的争论多少有些“蝴蝶效应”。
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难题，但至少在是否要改的问题上界并不存在争论。大家有一个一致的声音：必须改。但是如何改是分歧的直接的根源和焦点。
郎咸平的指责和置疑，是基于他领导研究的对三家公司财务的研究报告。尽管报告中有些言词从学术角度判断缺乏严谨，其推测性的结论也更接近和符合关心国有资产改革问题的民众心声，支持率较高。但国内以张维迎、周其仁、赵晓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纷纷就朗文发表评论和批评，一场关于国企改革中国资流失的争论由此展开。
严格的说，这次争论只能界定为一次学术争论，本质上应该是对学术观点的交流和探讨。蹊跷的是争论中反对者多半似乎都有些“顾左右而言他”的迹象。如赵晓在一篇题为《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兼评郎咸平国企改革言论》的针对性文章中指责郎咸平时，明确指出了一个“谁有发言权”的问题；此后不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也在《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说话资格”和“背后的目的”的问题。
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发表于《外滩画报》上的《学术的边界》一文中也指出：“如果是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的话，那么研究的方式和论文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被研究对象时，也应谨慎处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看似争论，在本文中应该列为“学术对话”，但似乎名不副实。以上争论并不是就观点和内容本身，而是更多的纠缠于郎教授的行为。我本人同样是研究经济学的，但我无意在这里去趟这趟混水。我只是想谈谈关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问题。
郎咸平有无发言权呢？这一点根本就无需指出，赵晓的文章发表不久就在网上遭到围攻的结果，不难看出答案。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从事公司财务问题研究的学者，郎咸平的发言权首先是不容置疑的。我们都无需惶论什么学术职责和学者良知甚至社会正义感了。从对话本身来看，引起对话者和加入对话者之间，后者根本就不可能去怀疑前者的发言资格问题。无疑后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就是“我才是更应该就此发表观点的人，而不是引起对话的人。”这种看法其实刚一入场就“犯规”了。后面的对话又如何在平等和自由的的原则下进行呢？
其次，郎咸平关于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资格问题”和“背后目的”的问题同样不是周其仁教授个人可以或是有资格置疑的一个问题。从他的文章题目《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可看出，他显然没有打算就观点上正面进行对话，而是试图就“回应”行为本身的原因做一个解释。从对话的实质来看，这只是一个附加的注释性的说明，并不是对话的正式内容，即使在文章中涉及了问题本身，那也只能算作评论甚至是先入为主的观点，而非争论或是探讨。
再次，从对话的目的来看，根据行为心理学的解释是指：“让某人参与到交流中来，就意味着控制他的注意力并对他的思想施加影响，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渗透。”（《群氓的时代》，【法】赛奇·莫斯科维奇，2002，P239）周教授在文章中指责郎咸平教授的“背后目的”显然有些妄测之嫌了。何况就如张维迎在《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一文中所言：“不要动辄说这个学者有“良知”，那个学者没有“良知”，因为这样只会扼杀的学术争论，而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可能你们认为有良知的人正是最缺乏良知的人。中国有那么多的学者20多年来冒着政治风险探索改革的道路，献计献策，怎么能说他们都是没有良知呢？真正的良知不在于批评谁，而是批评的是否有道理，是否对社会有一颗善良的心。”如果周教授不反对张维迎的观点，那么是否可以推论他在怀疑郎咸平教授的人品问题了？这让我突然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过的一个词语“坏心恶意”，当然我是有些浮想联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