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评郎咸平的“蝴蝶效(4)
2016-12-15 01:06
导读:张曙光教授在《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中,在评价何清莲著作与何本人的同时,论述了学术批评应有的规则,严格来说学术批评的规则与对
张曙光教授在《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中,在评价何清莲著作与何本人的同时,论述了学术批评应有的规则,严格来说学术批评的规则与对话的规则并无本质差别,其特殊性就在于对话的是就学术问题本身的争论,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然而我之所以在上文中大量罗列了张教授文章的许多文字,只是希望读者来判断其是否符合交往理性。张教授甚至在文章末尾明确指出:“学者要有独立的人格,在相互的交往中,要实而不虚,卑而不亢,要恪守两条基本规则:一是对亲近者要少一点吹捧,多一点批评,对疏远者要多一些尊重,少一点轻视。”但从他的用词和语言本身来看,实在看不出对何的尊重,当然此类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语言在张教授而言或许也是“交往理性”和“学术良知”使然吧。
平衡起见,我们看看何清莲在《什么是真正的批评规则——对张曙光先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有关事实的澄清与回答》一文中是否遵循了对话本身的基本规则。
在这篇回应文章中,何清莲女士主要就张曙光教授文章中的诸多用语进行了逐个的解释和澄清,但澄清中不乏一些让读者读来觉得“热闹”的言词。当然事出有因,本人申明:在此仅借其语言来说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问题。
当然,作为一篇就某事进行澄清和说明的文章,何清莲女士在文章中做出详细的说明是道理也是有必要的。
“我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份就已听到传闻:张曙光先生要发表一篇对我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批评文章。”此处相比于张文所述何清莲在北京风入松书店对某学家的反驳以及在香港评价李实的研究,多少都有些以讹传讹之嫌。“以张先生堂堂经济学研究员兼“博导”身份,想来应该能够区分出批评某种改革举措的实际后果及治学风气与批评经济学家的能力及人格是两回事。在此还请张先生从我的任何文章中挑出“冒牌货”与“低能儿”两个词,哪怕不是形容经济学家的也行。”“当然张先生也可以再次凭借中国经济学界权威的身份(这一身份在他的文章中用语言表达得非常明显)断言世界上关于社会公正只有一种解释,否则就是“变戏法”。”此类给对方定位的推测,在张与何的文章中都有和很多。“张先生义愤填膺地指责我的地方当然不止上述几处,他那巨笔扫荡之处,还有秦晖与姚新勇先生,以及“《陷阱》及其拥护者”们,最后他以中国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权威的身份与不容置疑的口气判定陷阱“作为学术著作,严格说来,不要说不够格,可以说还没入门。这也许是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不愿理睬的原因,笔者开始不想涉及就是这样。”写这话的时候,张先生仿佛他是“中国经济学家资格兼学术著作资格认定委员会”现任主席,我正在战战兢兢在等待主席大人进行资格认定。这点倒没什么争辩的必要,因为实际上张先生只不过是上百万中外读者中的一位,而且也不是众多读者中惟一的学者,他的意见固然重要,但也并不一定是一言九鼎的意见。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张先生具有的“经济学家认定资格”的资格从何而来,至今也没见张先生在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中讲明其合法性来源。”“张先生自居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从他们那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审视以后,认为效率至上,腐败有利于促进社会转轨,不能提倡“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你就不能根据经验现象来谈反腐败,一谈就是没有“经济学的纯粹性”,你的经济学著作就连学术的门都没入,经济学家资格也就被他们立马取消。”“另一处让人费解之处是,张先生提出“清除知识界内的宗派与山头”这一伟大任务又该由谁来承担?难道是天降大任于以张先生为“掌门人”的“过渡经济学派”?我远处南国,至今连职业都是记者,没能力找到钱为自己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一个由自己话事的杂志,也没有体制内给我的带硕士、博士
研究生的荣耀,我的“山头”在哪里?所以张先生即便要“替天行道”铲平宗派与山头,也无法找到发“铲平功”的对象。但如张先生认为我个人即“山头”,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张先生现在正在进行这项“一统江湖”的千秋伟业,只管继续努力就是。”“呜呼,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这一步,夫复何言!张先生给人家定规矩,但往往将自己置于“规则”之上,其行为往往破坏他自己为经济学界(包括学术界)辛辛苦苦立的“规则”。仔细看来,他批评的那些行为怎样看都像张先生行为方式的自我写照。写至此,不自主地想起金庸先生小说中那些以“名门正派”自居者为诛除异己不遗余力的情节,方悟出金庸先生小说的魅力在于写的虽是武侠世界,但其实却画出了一幅鲜活的人间图景。”“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心生恐惧:是什么力量驱使张先生为了诛杀异己而不惜臆造历史?”……(以上文字引自何清莲《什么是批评规则?》一文,原文发表于《书屋》200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