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及(5)
2017-01-26 01:06
导读：六、公共财政对农村扶贫的支持 据ESCAP的研究，亚太地区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在扶贫方面的直接扶贫措施至少分为六种类型：(1)以实现自我就
六、公共财政对农村扶贫的支持 据ESCAP的研究，亚太地区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在扶贫方面的直接扶贫措施至少分为六种类型：(1)以实现自我就业为目标的信贷和培训计划；(2)提供临时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3)收入或消费补贴转移支付；(4)与儿童教育、妇女营养和儿童免疫明确相关的人类发展导向计划转移支付；(5)针对宏观经济波动、自然灾害和公共健康危机导致的意外危险采取的社会保障措施；(6)反对侵害人权的公民行为。这些计划部分具有自我瞄准机制，只有极端贫困的人才会参与，如公共工程中的补贴就低于临时工的市场补贴标准。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贫困人口自营计划是针对信贷市场失败的现实而设计的。这些计划由非政府组织和较正规的银行如格拉米银行、孟加拉农村促进委员会(BRAC)， Proshika和孟加拉的ASA、印度的MYRADA和 SEWA，泰国的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与印度尼西亚的BadanKreditKecamatan(BKK)。这些信贷计划大多数与社会意识和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巴基斯坦的Aga Khan农村支持计划 (AKRSP)把动员社区兴建基础设施与小额农户信贷结合起来。信贷与培训的结合、信息和市场的结合以及投资业务多样化与新技术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项目成功率。以粮代赈(FFW)和以工代赈 (CFW)可以缓解农村严重的季节性失业。因此，孟加拉国、中国、尼泊尔、菲律宾和泰国都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以粮代赈和以工代赈。印度还实施了覆盖面极广的Maharashtra就业保障计划和与之配套的JawaharRozgarYogana(JRY)计划，这两个计划一年可以为全国贫困人口提供10亿 多个工作日。不少国家实施了纯粹的收入或食品补贴。刚开始补贴目标很难瞄准，如在食品定量供给方面经常分给了非贫困人口。而目标能够瞄准的补贴都运用了人类发展指标，如印度南部 Tamilnadu邦的综合营养计划就以营养不良的儿童作为目标人群。孟加拉国在20世纪如年代早期为提高低收人贫困家庭儿童的入学率、降低其辍学率，实施了教育食品计划(FFE)，对每户贫困家庭中每个孩子补贴15公斤小麦，结果在提高贫困儿童入学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但是最近，教育食品计划被教育收入计划(CFE)所取代，原因是食品分发存在严重流失，这表明在目标瞄准和具体实施方面还需要改进。
七、借鉴和启示 1．拓宽财政支农的范围。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是各国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农业科研、教育及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另一方面重视财政对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的支持，从而建立起完整的政府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此外，政府财政还非常重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包括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其反贫困等。这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工农城乡差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涵盖农村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目标的发展战略，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加强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投入，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又需要切实强化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改变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长期发展滞后的现状，从而逐步推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建立政府间财政支农投入分担机制。国外工业化国家由于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不仅普遍财政支农力度较大，而且建立了政府间有关农村投入的分担机制，即中央政府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共同从财力上支持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教育投入为例，从工业化国家看，基础教育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这些国家普遍重视强化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建立了政府间合理的分担机制，既不是完全由中央承担，也不完全甩给地方。国际经验表明，中央一级政府是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渠道。OECD国家的做法和经验表明，在基础教育投入中，中央政府的投入比重尽管情况不一，甚至悬殊很大，但中央政府无一例外地直接支持基础教育。如日本、澳大利亚、丹麦、芬兰、法国、墨西哥、西班牙、捷克、挪威和英国，中央政府投入占整个基础教育投入的比重大致为20%-80%；而新西兰、爱尔兰、意大利、荷兰和韩国等国，基础教育投入中80%以上的资金都依赖中央政府，有的甚至完全依赖中央政府。即使是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等国，中央投入基础教育的力度不同，与其教育管理体制及中央财力集中程度是有关系的，但中央重视并加强基础教育投入却是共同性特征，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中，不仅对农业和农村的整体投入的水平不高，而且政府间财政支农的事权划分也不合理，既有农业一般服务支持过度依赖中央财政的倾向，也存在中央对某些农村事业发展(如教育)投入缺位的问题。因此，在未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彻底改变政府支农投入比重低下的问题，必须明晰各级政府财政的事权和责任，构建新型、合理的政府间分担机制。 3．发挥政府财政的政策和资金导向功能。在各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中，各国还普遍重视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和财力手段的运用，引导社会性投入，从而建立起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多元化投入渠道。如在现代农业发展中，银行信贷投入日益重要，欧盟运用银行信贷手段，向农民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农业信贷利率比较低，银行的利息差额由财政贴息。由此既扩大了银行对农业的贷款规模，又减轻了农民负担。再如，美国和日本的农田水利和灌溉设施也是由国家和农民共同负担，一般以政府投入为主，农民负担为辅，从而通过政府投入调动了农民投入的积极性，为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提供了投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