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综述(3)
2017-08-08 01:51
导读：格里菲的商品链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某些类型商品链的驱动力。但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些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多头
格里菲的商品链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某些类型商品链的驱动力。但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些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多头驱动甚至购买者和生产者混合驱动的，而不是单头驱动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应商也可能成为价值链的驱动者，如PC产业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链分析法太过简单，没有抓住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有许多已有的典型网络组织形式没有被包括进去。因此，这种商品链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较少采用。
三、斯特恩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别模型
斯特恩和李(Sturgeon and Lee，2001)通过对电子产业中合同制造的研究，以产品和工艺的标准化程度为基础，区别了三种供应商：1．通过正常市场关系提供标准产品的“普通商品供应商”；2．受购买者高度控制，使用专用设备生产并提供非标准产品的“俘虏型供应商”(Captive supplier)；3．使用非专用设备生产，向购买者提供定制产品全承包服务的“交钥匙供应商”。
后来，斯特恩(2002)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生产网络的国家模型：日本模型，德国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国模型(见图1)。
这些生产网络可以分为三类：领导型(日本和韩国)，关系型(德国、意大利和东亚的海外华人)和模块型(美国)，并对它们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日本式生产网络属于层级制或领导型，该类网络一般由总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实施较强的控制，或由一个领导厂商协调各层次俘虏型供应商。供应商高度依赖一个或数个领导厂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力量是不对称的，领导厂商通过技术指导和投资支持来控制供应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对新供应商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这种领导型生产网络是日本著名的精益生产系统(Lean Production System)的基础，曾经在汽车等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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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生产网络的治理主要依赖网络主体之问的社会关系(如声誉和信任)，而不是领导厂商的权威。这种生产网络往往植根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中，由于家族或宗族关系原因，交易成本较低，企业与工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很好的市场适应能力。这种关系型生产网络常常与一定地域的产业集聚相联系。如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海外华人在东亚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业务网络等。
模块型生产网络中的供应商向领导厂商提供全承包服务，除了设计外几乎不需要领导厂商的支持或投入。网络中企业间交流的频率，强度和相互依赖程度都较关系型生产网络低。交易和沟通是通过高度格式化的程序实现的，企业之间不需要空间上的临近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模块型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如关系型那么稳定，在发生冲突或不满意时可以随时更换合作伙伴。
此外，他还对比了三种网络的绩效，认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模块型生产网络与其它生产网络相比有更好的经济绩效，正是模块型生产网络提高了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造就了美国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
斯特恩的贡献首先在于提出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家模型，揭示了国家背景和文化禀赋对价值链治理的重要影响；其次，斯特恩将普维尔的“网络”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细分为关系型生产网络，领导型生产网络和模块型生产网络；最后，他对不同类型生产网络的竞争力和绩效做了对比分析，发现了文化对经济组织模式的重要影响，初步揭示了产业特征、文化禀赋和经济组织治理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开辟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视角。斯特恩模型的缺点是仅仅指出了各种网络的特征，没有通过几个主要的变量来区分各类网络，体系上不够完善和严谨。此外他认为模块型生产网络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也太过绝对化，生产组织的绩效取决于产业特征、治理模式和文化禀赋等相关因素的有效契合，因此很难说模块型生产网络就是绩效最好的组织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