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上)——评汪晖关于“中国(3)
2017-08-09 02:19
导读：那么希望何在？汪晖指出：”在当代的情境中，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上述的回应是极为无力的。一些 留学 欧美的年轻中国大陆学者与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们
那么希望何在？汪晖指出：”在当代的情境中，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上述的回应是极为无力的。一些
留学欧美的年轻中国大陆学者与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们，试图借助于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提出问题。尽管他们对中国的把握让许多学者感到不满，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问题意识具有现实尖锐性。在思想方式上，这些年轻学者也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那种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述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启蒙主义的思想方式。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冷战的结束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出发点是：冷战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18］这里汪晖赞赏并且大段引述了以崔之元为代表的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立场［19］。不仅如此，汪晖还进一步阐发了崔之元等的立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目的在于对马克思的学说严格解说，以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人类全面解放、个人全面的理想的实现。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主义的理想历来是以广大人民的‘民主’来取代少数经济、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俄国已经实行，中国很多地方正在实行的国有资产的股份化或私有化的运动。因此，他们（指崔之元们）的观点恰好是：政治民主是保证公有资产不被少数人‘自发私有化’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妥协，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经济、政治民主的同义词……那些将全球化看作是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的学者，似乎忘记了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的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它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日益深入地加入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过程之中，国家资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控制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资本控制者也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一方面使得国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腐败，这种腐败渗透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社会不公”［20］。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或许没有看到希望，汪晖又写道：”……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性衰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废墟，是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在这个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已经有人宣告：‘历史终结了’”［21］。
然而历史远未终结，在启蒙思潮的废墟上，立起了汪晖批判理论的大旗。这便是汪晖最近发表的论文”‘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22］。由于这篇文章以及上述的文章构成了汪晖在当代中国社会境况下对特别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首的改革理论的全面反思，并且由于这些论文提出了关涉到古典自由主义根本困境的当代问题，我将在下面的正文里，比较系统地探讨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在当代中国得以成立的几个根据。二?论与知识论引论
最近二十几年，经济学思想在两个方面获得长足进展：（1）经由”人力资本”的，知识问题受到了广泛注意。并且，由于知识在使用上的”非排他性”，主流经济学从90年代开始了所谓”收益递增”经济学革命（参见注［34］）。如果说，自从本世纪初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可以把所有的经济学问题以效率问题的方式表示，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效率问题转化为知识过程来讨论；（2）50年代由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经由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今天成为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课题之一，尤其是新芝加哥学派关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研究，以及MIT学派和斯坦福大学的阿罗90年代后期对芝加哥学派新增长理论处理知识过程的机械论思路的批判，使得”知识过程”正日益成为当代经济学关注的中心。我在这一节的讨论首先是为了将”效率”原则表述为知识过程，从而在这一高度抽象的层次与其他学科找到”知识论”对话的界面。其次，我的表述可以直接引出哈耶克关于”知识的分立”的问题（参见我在注［14］文章里对这一问题及其意义的详细讨论）。从”效率”原则看，只有在哈耶克”知识”问题的基础上，所谓”社会理论”才是有意义的。因为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为什么可能（Howisasocietypossible）”？而社会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实行合作的物质上的好处。尽管如此，我下面的论述仍然具有一般理论意义，而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抽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