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潜在危害(2)
2017-08-12 02:13
导读：在某些种族、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地方，民主政治压力下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会与市场经济的作用产生更加尖锐的对立。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黑人
在某些种族、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地方，民主政治压力下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会与市场经济的作用产生更加尖锐的对立。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黑人获得了广泛的民主权利。根据一项民意测验，占南非总人口数81%的黑人希望新政府能确保自己过上绝大多数南非白人的生活。而南非的政治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对这种主张往往无条件地支持鼓励，甚至他们就是这种主张的提出者。但由于历史原因，南非白人和黑人的财富状况是极不平等的。如果政府果真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那么南非的经济可能就会迅速崩溃。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仅占印度尼西亚人口3%的华人控制了该国70%的私营经济，几乎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绝对多数的本地民族居民与华人存在着对立关系。但在苏哈托的政治高压之下，这种对立关系并未明显暴发。在苏哈托威权政治时代结束以后，该国迅速走向民主化，获得了广泛民主权利的本地民族居民要求分享华人的财富，民主与市场的冲突开始变得强烈而容易暴发。该国甚至有人提出，只要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华人问题，宁可牺牲印度尼西亚十年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任何民主政府都不可避免要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没有收入再分配政策，市场经济的贫富差距很可能会无限地扩大下去，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社会不安定，最终也将影响经济效率。尽管不当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会对经济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但对这种作用不能过分夸大。如果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不是太大，每个生产者能够按其创造财富的多少得到比较合理的回报，那么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就不会对经济效率产生明显影响。退一万步讲，即使由于所得税太高而导致边际收益率太低，降低了国家经济的整体效率，也不要忘了收入再分配对社会公正、安定、团结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毕竟，经济增长只是影响人类幸福的一个变量，并且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如果收入再分配只是较小地影响了经济效率，但却明显地增进了社会和谐，减小了众多个体的精神压力，那么整个社会的幸福总量未必会减少。例如，在北欧的一些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人们有理由大胆设想：如果能实现社会生活的和谐安宁，即使经济不再增长——“零增长”，难道人类就不能得到更多的幸福吗?再者，如果经济增长是通过惨烈无情的社会竞争获得的，那么即使得到了更多的金钱，但却人人自危，整天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我们还幸福吗?曾经担任过美国三个主要学会(即美国
政治学会、政策研究学会和
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罗伯特·莱恩对市场制度下幸福的流失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发现在1972—1994年期间，说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妇女、青年、黑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感到不幸福的人更多一些。一项更新的研究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
过度的政府管制
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着诸多的严重问题，受制于民主政治的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纠正和弥补。其中，对市场经济的政府管制就是最重要的一种干预手段。政府管制与收入再分配有很大不同。收入再分配一般是对市场经济的分配结果进行调控，而政府管制则通常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相比之下，政府管制运用不当可能会极大地扭曲市场信号，从而直接给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西方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最早始于19世纪后期，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急剧增长。管制机构所制定的规定、标准汗牛充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其管制的领域不同，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反不公平竞争管制、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其管制手段不同，主要有进入管制和退出管制、价格管制、质量管制、工作安全标准管制等。而许可证制度则是所有政府管制中最常用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