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潜在危害(3)

2017-08-12 02:13

导读：政府采取的不少管制措施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反不公平竞争管制方面，即使是对政府管制进行强烈质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承认：“尽管具有大量

　　政府采取的不少管制措施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反不公平竞争管制方面，即使是对政府管制进行强烈质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承认：“尽管具有大量的具体执行的问题，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它实际上的存在而促进了竞争。”尽管存在着种种缺点和问题，政府对产品质量的管制、对工作安全标准的管制、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管制应当说都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非常多的政府管制可以说是相当的失败，几乎成为一种灾难。“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经济规制可以说已达到泛滥的地步。经常用来衡量规制程度的两个指标是规制法案的数量以及受规制企业的产值。就前一个指标看，从1970年到1979年，美国政府制定的工商规制规章条例的篇幅增加了两倍，联邦条例法典的页数增加了2／3。单是在净化空气和水一类的保护环境方面的规章条例，1970年就已有2万项之多，1980年更增加到7万多项。美国的企业受政府的规章条例管制过多，例如，钢铁工业就被政府制定的27个法规、5600项条例束缚着。联邦的规制记录1970年达到424000页，至197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42000页；从后一指标看，按照麦克阿维的估计，1965年，受规制企业的产出占GNP的8.2%，而到197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3.7%。在美国，如此众多的政府管制取得了什么样的绩效呢?不少的进入管制成了排斥其他潜在竞争者的借口和手段，而价格管制往往则造成垄断，而这些过度管制都从根本上扭曲了市场规律，干扰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受制于民主压力的政府在作出许多管制措施时往往只考虑迎合选民的急功近利的短期需求，无视或没有足够重视管制措施对市场机制、经济效率的破坏性的影响，从而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根据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提出的俘获理论，政府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当市场经济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构成损害时，为了自身的利益，它们往往主动寻求政府管制，以排除其他的竞争者，得到国家权力的特殊保护。而政治家们为了能够当选和连选连任，则经常被这些利益集团所俘获，响应这些需求，成为政府管制的提供者或利益集团的保护者。希尔顿和穆尔在研究了汽车运输的管制之后证明：“管理(规制)立法的唯一受益者不是消费者，而是经营运输企业的某些人，一般来说是那些最无能的人。”在经济市场失败的那些人往往会利用政治市场的斗争来夺回在经济市场中失去的或想要得到的利益。问题是，符合民主政治逻辑的决定不一定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政治家们建立的管制，特别是经济性管制措施往往违背市场竞争的自然规律，从而与市场经济的逻辑不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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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管制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往往相反。经验表明，管制的好处是经常在短期内立竿见影，而坏处却要通过市场机制相当长时间的不断扭曲，才会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许多短期看来是“好的管制”，从长期看往往却是“坏的管制”。正是由于管制负面作用的暴露存在着时差问题，加之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质，人们不容易发现管制是造成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这使民主而不经济的过度管制问题应运而生，并具有不断膨胀的趋势。以房屋价格控制为例，当城市房价不断上涨之时，该城市的中低收入选民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日益高涨的房价进行限制。在这种压力之下，政府所能采取的能够立刻取得显著效果的办法很可能就是规定房屋的最高限价。当政府采取限价措施时，由于在短期内能够平抑房价，政府得到了中低收入选民的欢迎。但既然价格起着传达市场信息、协调个人活动的作用，控制某一特殊商品的价格势必扭曲市场信号，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如果房价高昂只是由于房屋短缺的缘故，那么任何企图规定一个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上限的做法都会妨碍投资，从而使房屋短缺的状况持续下去甚至更加严重。事实上，基于民主政治的不适当干预出现的种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对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政府管制措施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和改革，出现了以私有化和非管制运动为标志的、向自由市场的某种“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