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要素市场化(上）(5)
2017-08-23 02:45
导读：2.资本市场[7]：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与集中管理 在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形成，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
2.资本市场[7]：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与集中管理
在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形成，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实行拨款制度，对企业的流动资金实行定额拨付和银行提供补充流动资金的制度。1979年以后，伴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缩小，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不断下降，致使国家无力继续对国有企业实行资金的无偿使用制度。遂在1983年，国家实行了企业流动资金全额信贷，1985年实行了固定资产投资“拨改贷”的改革。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生产和建设资金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局面。然而，信贷资金的供给时常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致使大量企业面临着资金短缺、告贷无门的窘境。在此情况下，一些企业开始探索证券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方式。人们进而发现，股权融资不仅可以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现实困难，而且可以实现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制度创新，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开始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探索。如果说筹集资金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那么肩负改造国企的重任则是中国资本市场产生的独特背景。
（1）地方政府、企业和私人的分散试验
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商场进行股份制试点，开启了我国商业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先河；同年11月，上海电声总厂发起组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我国第一家比较规范的股份公司；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静安证券部挂牌进行股票的柜台交易；这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拉开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序幕。
80年代中后期，一些省市政府通过发布相应的管理规定，来推动和规范股票市场发育。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布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应当是最早对股票发行条件、程序进行规范的文件。此后，在1985-1987年间，陕西、北京、广东、福建、厦门、吉林市、广州、天津、西安等，陆续发布了相应的股票管理规定。根据这些管理规定，各地的股票市场主要由当地的人民银行分行会同审计、财政和工商等部门，共同实施对本地股票市场的监督管理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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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和1991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在股票交易所成立的初始阶段，市场交易并不活跃，价格也比较平稳，人们大多将购买股票作为谋求股息收益的投资手段。但到1992年春，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鼓舞下，上海、深圳股票市场价格持续上涨，人们开始意识到股票的交易利益，特别是股票的投机收益，人们参与股票交易日渐踊跃。然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全国只有两个证交所，且上海、深圳两地政府往往青睐本地企业上市，加上异地交易的费用过高、信息不及时，国家对一些企业股票交易的政策限制（如企业法人股）等诸多原因，各地纷纷尝试建立本地的证券交易机构。1992年7月和1993年4月，STAQ和NET 两个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先后在北京成立，主要从事定向募集公司的法人股交易；1993年底，为了筹集乡镇企业发展资金，山东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成立。至此，全国共有5家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交易机构。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城市，诸如成都、济南、青岛、武汉、鞍山、沈阳、天津等地，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柜台交易市场迅速发展起来。
从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大约10年左右）的股票市场具有明显的分散试验的性质。大致有以下特点：在市场架构上，已形成多层次的初级资本市场。以沪深两地的证交所为核心，形成全国性的交易所市场，主要为人民币买卖的A 股和以外汇结算的B 股提供交易场所。与此同时，场外交易市场初具规模，形成了各种由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扶持的专业性和区域性市场，进行定向募集公司的法人股和非上市公司的权证交易；以及在海外上市的H 股市场。此外，还有一些经由地方政府默许、但不受法律控制的自由市场。在交易主体上，前期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参与者主要是一些率先富起来的人，组成股票市场中的大户，并成为职业炒股手；还有众多的工薪阶层，构成市场中的散户。随后，陆续有一些证券机构加入进来。这些证券机构大都具有国有背景，不仅充当股票买卖的经纪商和自营商，而且承办股票的代理发行、销售、分红派息与咨询业务。由于证券机构兼有市场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职能，且资金实力雄厚，其投资意向往往对个人投资者具有导向作用。在市场监管方面，实行自律式管理方式。不仅国家正式批准成立的证交所是一种自律性组织，采用会员制，承担着提供交易服务、调解仲裁争端、传递信息、专业
培训和负责监管等职能；而且一些场外交易市场也具有较强的自律性。例如，在1993年3-4月间，四川证券交易中心所在地红庙子街的柜台交易市场异常火爆，但交易秩序却非常好。人们手持成千上万元的现金和股票沿街叫卖，却没有发生一起歹徒抢劫的案件，这与市场外恶劣的社会治安形成极大反差。[9]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中央政府对正式批准的交易场所持试验和观望的态度，但对各地股票和权证的私下交易却持否定态度；而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都对自发的股票交易市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